智库筹资不限“金主”
筹资是智库生存和发展的一大关键。这就意味着,智库跟资金的提供者要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传统基金会号称自己是筹资基础最为广泛的智库,依靠众多支持者的涓涓细流来维持运作。许多智库也宣称很注意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如基金会、公司、政府部门(包括外国政府)、个人、出版物收入等,以避免过于依赖较为单一的来源。然而,一旦有富人或财团表示愿意捐助,智库可能很难抵御这种诱惑。一旦富人成为智库的大小“金主”,即使智库要求不能以发表、鼓吹特定观点为捐助的前提,在发布观点时也要小心处理,尽量避免与捐助人的观点或观念背道而驰。
在这方面,小布什总统的演讲稿操刀手戴维·弗洛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小布什在任总统期间,于2002年国情咨文讲话中使用的引起极大反响的“邪恶轴心”一说,就是出自这位弗洛姆的手笔。即便如此,2010年3月21日,奥巴马总统的医疗卫生改革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这时已转任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的弗洛姆发表文章称这是共和党的“滑铁卢”,批评共和党不应全盘反对医疗卫生改革。本来对此事有个人看法并不足为奇,但作为美国企业研究所人员,却被认为应捍卫本阵营立场,不能如此“唱衰”。于是,第二天,亲保守阵营的《华尔街日报》社论便点名抨击弗洛姆,弗洛姆也接到美国企业研究所总裁要他辞职走人的电话。来自其他方面的消息也表明,弗洛姆发表上述言论后,美国企业研究所不断接到其捐款人愤怒的电话来表达不满。如此一来,该所是不可能不采取行动的。
于是,某种程度上,掌握金钱者就成了对智库拥有绝对权势的人,他们可以通过资金捐赠对智库施加影响。显然,当一家智库为一种党派利益或特定政策而鼓吹或工作时,它就可能产生消极的作用。这一点在美国表现得尤其明显。
“旋转门”滋生利益流转
“旋转门”是一种极具美国特色的人才流动机制,相当高级别的人士在政府、智库和工商界之间流转,成为政府吸纳人才、发挥其作用的一种重要方式。这种机制有可称道之处,但也未必没有弊端。比如,一些军火工业巨头延揽政府前高级官员出任本公司高级职务,目的莫不是要受聘者利用其在政府内的人脉,为获得政府合同而不遗余力,而一旦获得合同,借用过去电影上的一句台词,哪一个不是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大量的利润则会大把地流进军工集团的囊中。于是,“旋转门”成了利益流转之门,成为权势集团的一种勾连机制。
在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高盛公司与美国政府之间,也存在这样的“旋转门”。难怪人们一直认为华尔街的相关改革难上加难。当利益结构已经生成,它有各种办法来抵制、化解各种改革措施。
可见,一国智库并不是越多越好,重要的是能对公共政策问题进行出自公心(而非私心)的研究,并进而提出建设性的主张和建议。至于它们能否进入政策流程,成为可行的实际政策,要看政府和智库之间能否良性互动,与体制有关,也与掌权者能否倾听和从善如流有关。美国有这么多智库,却仍然犯下发动伊拉克战争这样的战略性错误,很值得人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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