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后处理不能逃避“战争加害”责任（3）

日德对战争态度不同的缘由

日本人自己也是有思考的，所以在日本国内围绕靖国神社有长期的争论，国会连续6年否决了将靖国神社“国有化”的自民党的提案，民众对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提出诉讼，有的法庭也判决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违法。战后只有一半的日本首相在任上去参拜靖国神社，国内还有相当多的强烈反对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的力量。民意调查证明：反对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的人还略高于支持的人。多数人还没有态度。

关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战后，日本社会围绕教科书始终存在“改善”与“改恶”的两种趋势，1997年，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改善”是最好的时候。文部省审定的7种初中历史教科书全部记载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问题。日本右翼势力就决定编写第8种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这本“新历史教科书”宣扬的历史观完全是日本战争中的那一套。但是 2001年，也就是这本书刚刚通过文部省审定的时候，采用率是0.039%。又过了四年，2005年这本教科书在第二次通过审定后的采用率也不过0.4%。所以，我们当然对这本新历史教科书感到愤怒，但是不要把我们的愤怒指向所有的日本学生，而要同不使用这本教科书的老师和学生共同来批评这本教科书。如果我们共同来抵制这本历史教科书，就能够取得更好的结果。

谈到这里，许多人也会将日本与德国的战后处理进行比较，他们之间的差异究竟在哪里呢？

二战结束初期的德国满目疮痍，普通德国人每日都在为生计而奔波，不关注战争责任问题。随着冷战的加剧，西方占领国失去了彻底清洗纳粹分子的兴趣，他们更关心的是迅速扶持西德成为西方阵营的实力成员。朝鲜战争爆发后，“北约”鼓励西德总理阿登纳重建军队。为了借助于原纳粹高级军官的专业能力，同盟国与西德政府提前释放了曼施泰因等纳粹高级将领。因德国从政治精英到普通民众对清算的抵触情绪，加上冷战的掩护，1960年代中期之前，联邦德国对于纳粹历史的反思与清算只是点滴现象，更多的是对纳粹历史的无视、沉默与回避，许多罪恶累累的纳粹分子幸运地逃脱了应有的惩罚。

使德国人关心战事有外部与内部因素。外部因素，一是在占领军支持下纽伦堡审判揭露了纳粹的罪行，一是60年代的eichmann事件、以色列对纳粹的单独审判等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但更重要的是内部的因素。内部因素中，首先是德国司法界的努力，始终追诉纳粹战犯，要求延长甚至取消追诉时效，并通过1958年的乌尔姆的行动队审判、1963年至1965年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奥斯威辛审判，对德国战后的政治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德国人被纳粹罪行所深深震撼，并由此首先在知识与政治精英中激发起一种强烈的道德反思意识；而重要的是，审判中被揭露的纳粹犯罪事实给年轻一代以极大精神打击，他们希望清算父辈们的历史，对他们进行公开的政治和道德审判，试图以此摆脱上一代留下的不堪重负的历史耻辱。

1968年11月7日，在大庭广众之下，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以年轻一代的名义给了原纳粹党员与高级官员、西德总理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

1969年，联邦总统吕布克因曾在设计过纳粹集中营的建筑公司工作的经历受到舆论攻击而下台。

代际冲突使德国完成了对历史的重新定位，一种更具反思意识的历史观开始在具有左翼倾向的政治及知识精英中形成，随着左翼政党社民党在60年代末成为主要执政党，反省纳粹罪行在德国的民主文化中开始发酵；更重要的是，随着68一代逐渐成为社会中坚，德国反省纳粹历史的自觉意识也完成了质的转变，最终形成广大公众接受的主流意识。

尽管反思二战罪行已成为无法撼动的主流民意，但替历史翻案的尝试却一直存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一刻未停。例如，勃兰特在华沙吊唁华沙起义犹太人纪念碑，并下跪谢罪，但这一举动在德国国内引起巨大争议，据调查只有约百分之四十的人表示理解。

不过，进入90年代后，德国政府和政治家的行动值得肯定。

1994年，德国议会通过了《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在法律上限制了纳粹的死灰复燃。

1999年联邦众议院通过在柏林建造纪念六百万纳粹大屠杀犹太人受害者的大规模纪念碑的决议。众议院采用了美国建筑师埃森曼的碑林设计。碑林建造在处于柏林统一后中心位置的波茨坦广场，面积约为150立方米，包括2711个从30厘米至5米高低不等的石碑碑林。纪念碑林将告诫世世代代的德国人牢记纳粹时期的罪恶，永远不让黑暗的历史重复。

1995年德国总理科尔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再次下跪道歉，同时成立赎罪委员会，以向在二战中受德国侵略的国家赎罪。

2005年，德国总理施罗德低沉的话语在布痕瓦尔德纳粹集中营遗址上空回荡着。“过去的历史我们已无法挽回，但我们能够从那段历史中，从我们国家刻骨铭心的那段耻辱中吸取教训。德国决不向试图忘却或不承认那段历史的任何企图让步。”

德国的反思是彻底的，但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是人类道德、司法良心、外部压力和代际冲突等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相关法律和教育制度的建设，对纳粹历史的定位在德国深入人心。与日本相比，民间和知识分子层面的思考与反省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但政府与政治家的态度却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要关注日本社会的进步力量和正义的声音，与他们一起抵制日本右翼与保守政治家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