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后处理不能逃避“战争加害”责任（2）

围绕战争责任认识的争论

那么，日本战后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呢？现在的日本对于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究竟是如何认识的呢？经常听到有人说：日本从来没有反省和道歉，从来不承认战败，这种说法正确吗？

日本在战败前不存在“战争责任”这一概念，那时的日本人从未考虑过“战争责任”问题，因为当时的战争观认为国家进行的取得殖民地的战争是正当的。

日本战败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当时的日本皇族政府企图通过所谓“一亿人总忏悔”的口号，引导人们思考战争失败的技术层面的原因，将战败的责任分解到每个日本国民的身上。正如当时国际社会批评的那样，这种所谓的追究责任是为了在下一次战争中绝对不败北而进行的战争准备。但是在盟国对日本进行了战后审判、褫夺与战争有关人员的公职，从法律、政治与行政的各个侧面对日本政界、军界、财界进行了追究后，日本社会才开始思考自己与“战争责任”的关系。所以说，“战争责任”对于多数日本人来说是因战败才在事实上接触到的概念。

日本社会对于“战争责任”的理解，直到今天仍有两个不同的角度，或者说是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情况是日本人从自身的战争体验出发，追究使日本国家陷入崩溃乃至被占领，使日本国民遭受原子弹爆炸和飞机轰炸的国家及国家指导者的责任，即日本政府、军部等政治领导及与鼓动战争有关的机构的战争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认为自己是战争指导者的“欺骗”对象，从自己遭受战争伤害的被害者的立场对战争责任进行追究。另一种是从批判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和实施战争犯罪的角度或立场出发，对包括参与战争的日本民众在内的整体的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追究，这也是战后同盟国及受到日本侵略奴役的国家的立场。这里所说的“战争责任”，其实是日本作为战争“加害国”的责任。毫无疑问，中国、韩国以及亚洲多数遭受日本侵略或殖民统治的国家是从这一角度和立场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的。

上述两种“战争责任”概念的含义并不相同，对“战争责任”追究的深度也很不一样。前者，即从日本人是受害者的角度思考战争责任的立场，尽管也批判日本的军国主义，指向和平，并且日本人的战争受害也的确是事实，但视角明显狭隘，从日本人的战争被害立场对“战争责任”的追究涉及被害国人民的感情，得到战争被害国民众的理解是相当困难的。后者，即从日本的战争加害的角度与立场对日本战争责任进行的追究，因为与遭受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国家、民众的立场相同，超越了狭隘的日本人战争被害的立场，所以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呼应。

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追究与思考，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日本战败后的第一个10年，当时关于“战争责任”的讨论曾经十分热烈。在从外部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追究的背景下，多数日本民众基于战后日本被占领和社会崩溃的现实，接受了从政治与法律层面彻底追究军部、政府战争指导者的责任的主张，其中一部分人还指出了天皇的道义的责任，甚至主张天皇应退位。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是日本国内关于战争责任追究的第二个10年。曾经被作为学生兵推上战场，有深刻战争体验的一批人成为这一时期思考战争责任问题的社会中坚。他们针对当时内心尽管并不积极支持战争，但必须与国家保持一致的违心现象，意识到战争中日本人的“主体意识”已经丧失，在政府的政治高压下集体“转向”。在批评国家对个人权利的肆意侵犯与剥夺的同时，知识分子也反省自己对国家发动战争的“不作为”。在日本很有影响的政治学者丸山真男提出知识分子是“悔恨的共同体”的主张，代表了当时日本多数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认识。

6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思考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当时，国际社会掀起反对美国在越南屠杀及轰炸的和平运动，日本的和平运动也联想到日本军队曾经在中国的行为，开始讨论“日本的战争加害责任”，提出了日本人应自觉地认识对中国加害的战争责任。这一时期，围绕日本国会争论靖国神社国家管理法案，以及日本历史教科书应如何记述侵略等问题，日本的知识界就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实证性的研究结果促使对日本战争责任的思考更具伦理的自觉性。所以，当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有这样的话：“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

以冷战结束为转折点，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思考进入第四阶段。在这一阶段，曾在冷战体制下受到压抑的战争被害国对日本的战争责任发出了强大的追究的声音，对日本国内追究战争责任的活动也有极大的影响。海外的战争被害者的声音传到了日本，促进了日本大众层面的战争责任的认识与对外交流。所以在1995年8月15日，当时的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谈话，首次代表日本政府向亚洲的战争受害国承认日本过去“通过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和痛苦”，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此后历届日本政府都把村山谈话作为在历史问题上的正式立场。

日本的和平运动接受了国际社会立足于维护人权和妇女权的立场对“慰安妇”为代表的战争犯罪的追究，以一批法律工作者为中心思考对战争受害人的“战后补偿”问题，推动从法律和政治层面对中国、韩国战争受害人予以战后补偿的诉讼。

如果说前两个阶段关于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主要基于日本人的战争被害立场的话，那么，从后两个阶段，特别是从第四阶段起，思考“战争加害”的呼声在日本和平运动和追究战争责任活动中开始越来越强烈，形成日本社会的“正义声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战后日本在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的认识方面，其实是存在不同声音的，日本社会内部的努力与反思值得我们关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通过对靖国神社问题和日本历史教科书两个问题的具体剖析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