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决定华中敌后抗战战略走向的战役

71年前的硝烟早已散尽，71年前的记忆却无法泯灭。

2015年6月17日，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车桥镇。一位93岁的老人比划着告诉笔者，这里以前古镇四周筑有土圩子（古城墙）、城楼、壕沟，周围有四城门，还建了飞机场，因为这里曾是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江苏省政府所在地。后来鬼子又盖了五十几座碉堡和炮楼，驻扎着几十个鬼子和几百个伪军，他们经常出来“清乡”“扫荡”。新四军打赢了车桥战役，鬼子和伪军要么被灭了要么被俘了，镇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安静。

打，还是不打，新四军内部有分歧

“这场决定华中敌后抗战战略走向的战役，当初在打还是不打上，新四军内部是存在分歧的。”车桥战役纪念馆馆长曹晶晶告诉笔者，“当时华中局的一些人认为，现在打还不是时候，要等华北抗日根据地形势进一步稳固后再打。主持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工作的饶漱石力阻开打，他说‘打了会过分刺激日寇，会遭到更加疯狂报复的’。后来，延安来电：‘打与不打一切要以前方实际情况而定’。”

1944年2月下旬，苏中区党委和军区主要领导同志参加的一次会议上，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提出，在一分区高宝地区即车桥、泾口、曹甸地区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以打破日军“扩展清乡”“强化屯垦”的计划，彻底解放这个地区，使之成为我军战略反攻积蓄力量的基地。粟裕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局势、该地区的战略地位及我军取胜的可能性，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军事论点，即“在战略相持阶段，争取有利时机，推进局部的战略反攻”。

据史料记载，当时日军曾叫嚣“新四军若能打下车桥，皇军宁愿撤出苏中回归大海”。

日军何以如此猖狂？

淮安市委党史办主任郭家宁回答了笔者的疑问：车桥位于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区交界的战略机动枢纽地带，同时又是日军华北派遣军与其华中派遣军的分界线附近，是日军华北派遣军第65师团第72旅团所属独立步兵第60大队（三泽大队）和伪军吴漱泉的部队（约1500人）及4个伪保安大队的防区。

令驻车桥日军狂妄的另一原因，是车桥特殊的地形及工事。车桥跨涧河两岸，如果从公路通过车桥，在车桥西北的芦家滩地段，公路南侧的涧河岸陡水深且急，无法徒步涉水过河；公路以北是宽约1公里、长约两公里的沼泽芦草荡，淤泥很深，人员车马无法通过，是淮安与车桥之间的咽喉地带，人称“鸭脖子路”。

车桥的工事，一部分由顽军韩德勤所部构筑，日伪军大力整修后更为坚固；另一部分是日伪军新建的。整个车桥被围在一个东西长约2公里、南北宽约1公里、高约5米到8米不等的大土圩子里。土圩子的外边，是宽约7米、水深约10米的壕沟。大土圩子套小土圩子，小土圩子外边又各自都有深5～10米的壕沟。在土圩子和镇内多处，共修建了53座碉堡，构成交叉火力网，一旦发现情况，各火力点能相互策应。

哪怕车桥水网纵横、火网交错，战役总指挥粟裕、前线指挥叶飞已经谙熟于心、对策精细、势在必得。他们拟制了详尽的围点打援作战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