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意识决定做人的境界

规则是公共的，规则意识是个人的；社会文明程度不仅体现在政府部门制定了怎样的规则体系，而且体现在社会成员具有怎样的规则意识。在法治国家和现代治理体系建设的路线图已经基本明确的情况下，人们的法治意识和现代治理能力的培育，应该提到更加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规则具有四个特点

先谈谈什么是“规则”。“规则”与另一个概念“规范”常常是可以互换使用的，但我想把两者区别一下。我把规则理解为是有关“应该做何事”的规范，而不是关于“应该是何人”的规范。

人生在世，时常要作一些选择，而每一个选择，说到底都是在回答三个问题：“有何物”、“做何事”、“是何人”。大一点的问题，大学本科毕业，是出国深造还是国内求职？是自己创业，还是去政府或是企业？小一点的问题，上海书展开幕，是去还是不去？是坐公交去，还是坐出租车去？在进行这些选择的时候，所要考虑的选择依据，无非涉及三个问题：对我有利吗？合我品位吗？有违规则吗？严格地说，“有违规则吗”应该是第一个问题——只有在我们的行为不被某条规则禁止的前提下，我们才能考虑这个行动是否会给我们带来利益、是否符合我们的价值取向。

简单地说，规则就是帮助我们回答“做何事”这类问题的那些判断或语句，它们当然不仅告诉我们哪些行为是被允许的，而且告诉我们哪些行为是被提倡的、被要求的。规则和规范，说到底都是对人的规制，但规范的范围更宽，不仅规范做何事，而且规范做何人；而规则，主要是指对人的行动有所约束的那类规范。

规则除了（就其效用而言）具有规范性以外，还具有（理据方面的）普遍性和适用范围方面的广泛性。所谓规则意识，就是与规则的这些特点相对应的人类意识。规则具有四个特点：

首先是规范性。规则的规范性表现在，对行动主体，规则告诉你一件事情是否可以做或是否应该做；对行动的评价者，规则告诉你对某个行动者你要进行谴责还是赞许。我把规则分为技术规则、游戏规则和道德规则；它们各有其基础或依据，但都在不同意义上具有规范性，表达有关“ought”（应当）的意思，而不是“is”（是）的意思；它们所回答的是“规范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孟子》中有这么一段：“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在这里所说的“不能也”，涉及的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不为也”，则涉及的是一个规范问题。一件事情，一个人有能力做还是没有能力做，不是这个人所能选择的，也不是别人应该做价值评判的。但一件事情我是“为”还是“不为”，就是在做选择，而你也可以做评价，这里我做选择和你做评价所依据的，都是某条“规则”。比方说，火车站广场一位旅客把烟蒂扔在地上被卫生执勤者发现罚款，他辩解说“人家也都这样的，我为什么不可以啊？”这位旅客就可以说缺乏规则意识，不知道“人家是否也这样做”这是一个事实问题，而“这件事情对不对”则是一个规范问题——人家随地扔烟蒂，不等于随地扔烟蒂就不算错。

其次是普遍性。规则是对某类行动而不仅仅是对某个行动的许可不许可，而行动之为“类”，是具有普遍性高低程度的。大家可能都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中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最初是“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前者就比后者的普遍性程度高一些。“三大纪律”中另一条“一切缴获要归公”原先是“打土豪要归公”，前者比后者的普遍性程度也要高一些。说一个人具有规则意识，是说这个人对普遍性程度比较高的规则内容，也能理解。

第三是广泛性。规则所约束的行动是某类行动中的每一个，而不是某个特定行动；同样，规则所约束的行动主体也是某类行动者中的每一个，而不是某个特定行动者。从一个国家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到一个学校的“校规面前人人平等”，行动规则从内容上讲最简单、但在执行中往往也是最困难的一个方面，就是规则所约束之行动主体在一个类当中的广泛性。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些话，“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嘛”，“特事特办”，“下不为例”，往往都与对规则的广泛性的理解有关。

除了上述三点以外，规则的特点或许还可以加上第四点：规则之间的连贯性。任何规则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一方面，诸多规则关联起来构成制度，是规则发挥其约束和范导作用的主要方式；另一方面，规则或规则体系为了得到论证和得到运用，往往要通过与其他规则或其他规则体系发生关联。规则一方面要“向上”，与更加普遍的规则或原则发生关联，以取得正当性；另一方面要“向下”，与普遍性较低的规则尤其是特定时空范围之内的个案发生关联，以取得实效性。这种“向上”和“向下”两个方面的转换或应用，就是通常所谓“法律诠释”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