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的新常态

“中国制造”自金融危机以来的贸易表现一直萎靡不振，甚至可以用每况愈下来形容。近期和近年的贸易数据一览无余地呈现了这一趋势。虽然从数据中也发现了质量提升和份额增加的痕迹，但难免有捕风捉影和自我安慰的嫌疑。更为令人忧心的是，“中国制造”面临的挑战恐怕已不是经济萧条背景下的暂时寒冬，而是内外经济环境变迁造就的新常态。

“中国制造”是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走入瓶颈的。内部的劳工成本和商务运营成本持续上涨，劳动力优势逐步削弱，“中国制造”走到了转型和升级的十字路口，弯道转向不得不放慢速度。外部的不利经济形势削弱了需求，低端制造面临东南亚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低成本竞争，高端制造需要抵御发达国家的冲击，“中国制造”深处“前狼后虎”的中间层。

往后走恐怕已没有退路，传统“中国制造”的春天已经一去不复返。做好转型升级，平稳过渡好弯道转向，往前走入新的康庄大道是未来发展的唯一选择。这其中的重要一步，是要准确认识和判断“中国制造”面临的新常态。

“中国制造”的新常态之一是劳工成本优势逐步削弱。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BCG）近期发布的《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报告指出，中国的制造成本已经与美国相差无几；在全球出口量排名前25位的经济体中，如果以美国的制造成本为基准100，则“中国制造”的成本指数为96。结果一出，引起广泛关注和轩然大波。报告以单个产品或者个别局部案例制造耸人听闻，以达到吸引眼球的目的是毫无疑问的，但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制造”的劳工成本优势确实在逐步下降。劳工成本的上升主要源自两个方面的动力：一是过去几十年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要素收入和报酬增加，是增长和发展的效应；二是房地产等资产价格虚高引致生活成本上升而带来的被动工资增长，属于资产泡沫的引致效应。劳工成本优势的不断下降决定了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竞争力消失，产业向东南亚和印度等低成本国家转移。

“中国制造”的新常态之二是出口增速放缓。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制造”出口数据已经充分展现了增速放缓的趋势，从危机前的两位数增长已经降到了一位数的增长，甚至在某些月份出现负增长。出口增速放缓的原因有多个方面：“中国制造”的成本上升带来部分出口加工产业向外转移，出口下滑；危机带来的外部需求下降冲击对“中国制造”的需求；汇率的升值和波动影响出口。这其中起根本作用的是“中国制造”的成本提高带来需求的下降。

事实上，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增速都出现了减缓的趋势。世界贸易增速通常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但最近几年却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是40多年来第一次出现的新情况。英国《金融时报》的社评《理解世界贸易新常态》分析原因认为是全球贸易体系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很多跨境贸易的经济活动开始转向各国经济体内部，减少了贸易总量。这突出表现在中国，中国在东亚生产链体系中负责总装配的局势在转变，“中国制造”中的中国含量不断提高，更加名副其实。另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反应呈现长期下降的趋势，同时外国直接投资正在变得比贸易更重要，这都助推了贸易增速的下滑。“中国制造”出口增速放缓同样受到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大局势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