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家暴，改变社会认知才能推动社会进步

前不久，上海发生一起令人发指的家暴案件：一名外地来沪的28岁女子被自己丈夫砍下整个左手掌。经过连续12个小时的救治，她的手掌最终没有接活。长期以来，家庭暴力从身体和心灵上给女性带来极大伤害。家庭纠纷在暴力的裹挟下演变为公共事件，全社会需要认真思考：所谓家务事，究竟该怎样了断？(9月10日《解放日报》)

全国妇联的数据披露，家暴受害人平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选择报警，也就是说在平均前34次，受害者大多选择隐忍与迁就，从而给施暴者以逍遥法外的机会，也让自己长期处于暴力的阴霾之中。之所以如此纵容，除了既有的保护机制不灵，当事人不敢寻求帮助之外，就是因为长期的认知中，家暴被视为一种正常的家庭事件，而非一个可值得关注的公共事件，因而不愿向外寻求支援。于是，不仅处于暴力中的人羞于启齿，也让制度建设跟不上权利需要。

很多人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才报警，还有更多的人采取的是以暴制暴的方式，为反抗家暴而制造了大量的致人死残的悲剧。家暴出现的根本原因，还是权利意识不强和保护能力孱弱的体现，当所有人都认为家暴只是一种“家务事”，那么即便制度先行一步，也可能处于虚置的地步。事实上也是如此，不仅处于家暴中的人对陋俗深表认同，整个社会都如此，其他人都充当着“认同的大多数”，不仅对看到的家暴事件无动于衷，就是自己身陷其间也习以为常，没有想到过去抗争和寻求保护。

隐私的结果除了换来疯狂的家暴，更关键的是无以推动制度的构建，因为两者是相辅相存的关系。其间，除了立法层面的滞后，还有社会组织的发育不全，难以形成一个体系化的机制。就连报案之后警察上门，也可能会以“家务事”而调停了事，没有从根本上对施暴者给予有效的干预与惩戒，那么下一次施暴就在所难免。

如果消费领域的权利保护一样，权力的作为、公共责任的落实，跟权利意识的增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个体有了“倾家荡产也要争个清白”的行动后，不仅对施暴者是一种震慑，也对公共责任起到了强大的推动，让他们对权利心存敬畏而善加保护。相反，当权利者自身都无法勇敢的站出来，同侵权行为作斗争，依托于别人的主动保护，就可能会成为无源之水。

在遇到家暴之后，第1次就报警和第 35次才报警的区别，就是量变和质变的关系。时间越靠前，保护的效果才会更明显，也才能有效减少由此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反之亦然。时下，不奢求每个人在第一次被施暴时就选择报警，能够提前到平均第34次甚至更早时，及时的寻求外界的帮助，并对干预机制的效果进行评估，才能反向促进保护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否则，落后和隐讳的权利意识之下，必然是滞后而失灵的机制建设，既缺乏社会联动和群防群治的预防措施，也缺乏及时而迅速介入的干预机制。

反家暴，改变社会认知才能推动社会进步。24.7%的家庭存在家庭暴力，足见家暴现象的严重性，其背后的原因也值得分析。虽然反家暴属于社会之事，然而离不开每个人的参与，并迅速拿出行动作为回应。只有当自己在遭受到侵权之时，勇敢的站出来和大声呼喊，别人才会听到你的声音，引发共鸣而得到积极的回馈，否则在悄无声息之下，暴力如同瘟疫一般不断蔓延，既伤身个体的身体，也侵蚀社会的肌体。至于反家暴行为，就“永远在路上”却“无以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