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的环保动力，不能系于“约谈”一端

衡阳、承德、沧州、临沂、保定、马鞍山、无锡、郑州……因为环保工作不力，这些城市的主要负责人都曾被环境保护部约谈。在媒体的聚焦下，市长们表达歉意、做出承诺，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约谈公开，可谓第一次让地方一把手的“不光彩”经历晒到了民众眼皮之下，其中的倒逼意味显而易见。约谈作为一种由上而下的督政，确实能够给地方主政者以实实在在的治理压力。但也须看到，正因为受制于这种不可小视的压力，不排除一些主政者在具体的治理上呈现出功利性一面，在环境治理的当下和长远关系的处理上出现偏颇。譬如，被约谈后，本就属于缺水城市的郑州，日耗3.5万余吨自来水来降低扬尘的做法就引起质疑。而临沂在约谈后第5天，突击对全市57家污染大户紧急停产整顿，引发了“是否用力过猛”的讨论。之所以出现这一幕，是因为被约谈官员个人的“压力”与环境治理的公共利益之间，并不能完全划上等号。所以约谈的标准、对于官员的环境考核指标，还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才能最大程度将约谈压力转化为科学的环境治理行动。

由环保部来约谈地方一把手，足以反映出其问题严重性。但从诸多案例来看，一些环境问题本应该在基层就解决，而无需等到环保部出手才能有结果。比如，此次被约谈的衡阳，其主要问题是列入2013年污染减排国家目标责任书的两座污水处理厂至今尚未按国家有关要求竣工投运，另两座城市污水处理厂则建设进度严重滞后。按理说，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问题，实在不应该要上溯到环保部亲自干预的地步才能解决。这里也不应该牵涉到过于复杂的利益阻力，而很可能纯粹只是主政者的重视不够。这就引申出一个问题，如果当地市民在这类与切身利益关系紧密的环保问题上，能够向地方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这种现象或许就不至于出现。

但也需注意的是，在由上而下的权力指示传导过程中，出现层级式的衰减效应几乎不可避免。虽然大多数市长都会为了不再被约谈而加大环境治理的力度，但约谈能否让环境治理的效果最大化，却依然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因此，上有权力部门的督政，下应该还有坚实的民众环保权利这一基座，才能确保主政者的治理目标能够与民众的期待保持匹配。

理想状况下，主政者重视环境治理的主要驱动力，应该还是民众的常态化监督和有效问政，而不能系于“约谈”一端。即便是权力部门的约谈，也还需要来自市民的积极反馈。在这方面，包括市民、环保组织、媒体等的“社会权力”，无疑还需要得到强化。

一套足够科学有效的环境治理体系，必然是上有权力部门督政，从领导考核上置入环境治理指标；下有公民社会问政，确保日常监督无禁区；中间则有稳定而常态化的环保部门执法行动。这三个环节各归其位，缺一不可，任何一端过强、过弱，都容易出现问题，也不可能迎来环境治理的共治和善治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