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文艺要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学习习近平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谈一点想法。我想谈军队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关键是标准，没有标准，就不可定性，没有规距，就不能成方圆。

我想接着刚才的同志，也谈谈英难。英雄是军队文艺歌颂的对象。但从不同标准说出的英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有一次到北大开会，我问现在北大四处拉校友，为何不提毛泽东？不要说战争理论，就是哲学、文学、诗词、书法，毛泽东的成就至今难有超越，堪称典范，北大给那么多的人塑像为什么不给毛泽东塑像。后细想，可能是视角不同，毛主席不符合西方人为东方制定的普世标准。西方为东方人制定的英雄标准是谁呢，是曼德拉、甘地——一个主张“非暴力不合作”的人，这些人符合西方“普世”标准。除此之外，在西方人看来一概不是他们心目中的东方英雄。不是“英雄”，如换上西方人的视角或西化的世界观，毛泽东的像在他们那里就立不起来了。说到这，我想起梅兰芳。梅兰芳被中国人当成艺术大家、英雄，不仅在于他的艺术成就，更在于他的民族气节。日本入侵中国，请梅兰芳演出，刀架到脖子上，死也不出演。为什么，因为平时给中国人怎么唱都行，但决不能在日本人入侵中国的时刻演旦角戏，因为这个角色不仅不能给我们的抗战鼓气，相反，我们的士兵看了这样的戏会泄气。梅兰芳所做的正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所强调的艺术与政治相统一。梅兰芳的民族气节极大地鼓励了前线将士，正是一点而不仅仅是他的艺术造诣，我们才称梅兰芳为“人民艺术家”，毛泽东才称他为“梅先生”。这个标准是从中国人民的立场看待问题的，若从西方人纯市场经济的角度，特别是日本侵略者的视角，梅兰芳的像也树不起来了。那我们的军队文艺要取什么标准呢，当然是与中国人民立场相一致的标准，坚持抵制西方的普世标准。

再具体说到我们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是一般的社会人群，它是为贯彻党的意志、实现人民利益承担党交给的武装任务的特殊人群。这就要求我们的军队文艺要有战斗力标准，检验我们军队文艺作品是否优秀不能以“国际承认”与否为标准，而要以能鼓励起战士的士气和作战精神为原则。我们说“为战士服务”，不是简单地只为战士的一般生活服务，而是要为战士在战场的冲锋陷阵服务。如果战士上战场之前看了你的文艺作品之后，更加奋勇向前，那你的作品就是优秀作品。比如《英雄儿女》中的王成的形象，鼓舞了我们的战士在朝鲜战场上的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敢于和帝国主义斗争并取得胜利的精神，尽管没有什么高科技声像表现手段，但这个作品无疑就是优秀作品。再比如1951年魏巍同志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所著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鼓舞了朝鲜战场的战士和数代中国人对人民解放军和祖国的热爱，这样的作品就也是优秀作品。如果看了你的作品后犹豫了、彷徨了，甚至当了逃兵，那你这个作品就是失败甚至是有害的作品。这种作品的艺术性越高，它的破坏性就越大。比如《色戒》这类的作品，传播的是无原则的跟谁干都一样活命和赚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这就不利于战士一往无前，为国家民族奋斗牺牲的精神，不利于军队战斗力的生成，这样的作品，不管它的艺术表现形式如何丰富，也不管西方人将它捧得如何高，它对军队文艺就不是好作品，甚至还是有害的作品。

军队文艺所担负的特殊的历史责任，要求我们我们军队文艺工作的聚焦点最大可能的贴近战场实战。在战场上政治浪漫主义——比如当年的王明、李德等在湘江战役前后的瞎指挥——是以战士生命的牺牲为代价的。今天有些人将军队文艺创作与一般社会文艺的创作等同，提出什么军队文艺“多元”“开放”以及“职业化”的改革指向，以出“大师”“思想家”为目标，这些放在社会领域，其正确与否姑切不论；但放在军队文艺领域，放在党绝对领导下的战斗力标准的语境下，它危害就不言而喻了。军队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托底部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铁的纪律是军队建设最起码的前提，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的所有理论都要聚焦战场，你可以这样那样说，但前提是要有利于战斗力的生成。你得让我们的战士在战场上奋勇向前，这是祖国命运的依托，仅靠“学术逻辑”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习近平主席要求我们的文艺作品要有时代担当，我们军队文艺工作者要向这个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