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文艺要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2）

有人说我们军队文艺也需要“大师”，这没有错。这与英雄一样，是什么标准中的“大师”。我们说，军队文艺要聚焦战场，如果在你的笔下出了更多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王杰这样的英雄，那你就是人民军队文艺当之无的大师。军队文艺工作者和一般学者不同的地方在于，军队文艺工作者写出的作品聚焦的主要是战场，功能主要在于促进战斗力的生长，它赞美的是战士们为祖国、为人民的利益勇于牺牲的精神。而不是让战士看了你的作品全成了“范跑跑”。“范跑跑” 在危险时说连他娘都不救，更不要说为人民了。要是我们军队教育出来的都是“范跑跑“，别说打仗，就是救灾的任务都完成不了。汶川地震，艺人砸的是钱，砸钱后就走人；我们军人砸的是命，砸了命还不能走。为什么，因为国家和那里的人民需要军队托底。如果我们的战士都失去了正确的宣传教育，放弃了担当意识，那人民的生命、国家的命运就会象苏联解体时那样因受不到保护而瞬间消失。汶川救灾后期，社会上的关注点已转移，可咱们的军队还在汶川默默无闻工作。这种精神是什么给予的？就是一大批《谁是最可爱的人》那样的文艺作品给予的。我们需要这样的文艺作品，而不需要花里胡哨，好看不中用的有害作品瓦解我们军队的斗志。在军队中纵容涣散人心的不负责的文艺宣传就是犯罪。历史教训并不遥远。当年大秦帝国的意识形态工作是战斗力标准，讲究经世致用。它将商鞅、韩非子、李斯这些人的思想和作品用于安邦治国，教化民众；而把那些不靠谱的、像坚持“戈尔巴乔夫”式新思维的那帮人全逐出秦国。齐国接纳了这些人，到齐国办的稷下学宫[1]“做课题”、带“研究生”，搞不靠谱的“百家争鸣”，秦国还送大量黄金——也算是那个时代的“课题费”——资助齐国的处士横议。结果如何呢，结果是当秦国军队开到了齐国城下的时候，齐国文人竟集体静音，与苏联解体前的情形一样，诺大的齐国“竟无一人是男儿”，没有什么象样的抵抗。当年汉武帝反匈奴战争最紧张的时刻，有儒生狄山力劝汉武帝对匈奴施仁政，汉武帝让他去“贴近战场”，问他“我派你驻守一个郡，能够不让匈奴进入掳掠吗？”狄山说：“不能。”再问：“驻守一个县呢？”狄山又说：“不能。”武帝最后问：“驻守一个要塞城堡呢？”狄山自知理屈，硬着头皮说：“能。”于是武帝派他到去守边，结果此人走在半路上就被匈奴砍了脑袋[2]。如果我们文艺工作者在党和国家需要的时候，创作这种出不靠谱即满口“之乎者也”就是不贴近战场的作品，别的不说，至少作为军队文艺工作来说，就是不合格的；这样的文艺创作人员就不接地气，就失去了为师的资质。文艺工作者仅有艺术和学问指标是非常不够的，他们应当有为民族担当的意识和气节。比如鲁迅和周作人，都很有学问，但民族气节却有云泥之别——两个中间，我们当然要以鲁迅为导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国家安全的支柱，但它不是一般国家而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安全支柱。领导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题词第一条就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3]。3月1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第五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时强调：“我们说枪杆子第一，是在革命的政治前提下，枪杆子必须服从革命政治。”[4]同样的道理，军队文艺的艺术水平也是在“革命政治前提下”的水平，学术“要服从革命政治”。这个原则是从古田会议上确立的，很有效。中医说：“效不改方”，军队文艺也是这样：古田会议上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政治高于军事的原则决不能有任何动摇。

中国军队文艺与意识形态要贯彻党的意志。党带领全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在今天又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因而，在今天党的意志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大标准，剩下都是细枝末叶。

有人认为中国缺少并需要塑造象美国巴顿那样的“英雄”形象。我以为这不需要。中西方英雄形象有不同的特点。比如说巴顿，麦克阿瑟，这两个人很像，往好处说是有个性，往坏处说是好表现，热衷于个人英雄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与风头主义是对孪生子，其优点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能动性，但缺点也是最大限度地加化了个人主义对全局的破坏性。比如，巴顿在战役上是把好手，但他打败德国法西斯后又要扩大战争，执着坚持利用纳粹残余再回打苏联。这从战略上看就具极大的破坏性，且不说当时世界和平对美国多么重要，就说巴顿的反苏观点若转为行动，那美国就可能在与苏联冲突中失去已经确立的战后霸主地位。正因此，在规劝无效后，美国将巴顿召回，不久巴顿死于车祸。再看麦克阿瑟，这个人的优点还是战役性的。此人善于剑走偏锋，性格上也比较爱出风头。1942年2月8日艾森豪威尔在收到麦克阿瑟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一些建议后，在日记中写道：“他对我们这些年来的研究的想法令人诧异。他的谴责可能只对军校一年级学生有好处。”2月23日，他给麦克阿瑟的通电发出后，在日记中写道：“爱出风头可能毁掉他（麦克阿瑟）”。[5]1950年9月，仁川登陆使麦氏一举成名，但麦氏的战役性的优点也由此将在大战刚结束后还未缓过神来的美国又推向新的战火。就在杜鲁门犹豫之际，麦氏的轻率结论又将他领导下的美国引向灾难。1950年10月15日，杜鲁门飞往威克岛了解战场情况，麦克阿瑟以赵括式的轻率告诉总统，他相信对整个南北朝鲜进行的正式援助将在感恩节前结束；他希望能在圣诞节前把第八集团军撤到日本[6]。

麦氏完全不知道，就在他们谈话的前几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已进入朝鲜。麦克阿瑟的轻率导致美国在朝鲜战场大丢其丑。罗斯福曾经当面对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说：“道格拉斯，我认为你是我们最出色的将军，但是我觉得你将是我们最蹩脚的政治家。”[7]麦克阿瑟晚年也认识到这一点，他在回忆录中援引了罗斯福的这个评价来评价自己。事后看来，这种不顾国家命运只爱惜个人“羽毛”的所谓“英雄”，对于我们中国的发展是有害的，对我们的军队文艺来说既不值得欣赏、更不值得鼓励。

我们中国的英雄是集体主义语境中的英雄。任何个人都是集体的产物。个人的优点只能放在全局中发挥。脱离党的意志和党的领导的所谓“英雄”，在我们的语境中是不受到鼓励的。集体主义是我们中国军队的力量所在。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的地；我们的军队是有奋斗目标的人民军队，“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在今天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危害显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仅此要有自己的理论自信，对我们军队文艺工作者来说，也要有艺术理念自信，自信我们已经走出了自己道路。集体主义是我们中国军队能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及其后的战争中打败一切强大敌人的关键，我们要是把集体主义丢了，那就是缘木求鱼，舍本求末。的确，我们要改革，但是有些原则性的是不能改的，我把这些原则叫“古田原则”。1929年古田会议上提出的党指挥枪的原则后，我们一路打胜仗，古田会议之前，一路打败仗。抗战中，日本人单兵作战和战役作战也很勇敢，军事装备技术化程度比我们高，怎么他们就败了，我们怎么就胜了？这完全可以从“古田原则”中找到答案[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