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文艺要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4)

军队文艺要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4)

摘要: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带着我们前进,未来也是如此。有人说现在中国人想不起英雄,那是西方舆论把我们大脑给洗白了,满脑子只有西方,没有中国。如果我们今天的知识人也能到部队、下基层,参加抗洪、汶川救灾等重大活动,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到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寻找英雄,我们就会发现中国“遍地英雄下夕烟”的现实。没有英雄的国家是悲哀的,同样,有了英雄而不懂珍惜和歌颂英雄的国家也是悲哀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改编经典。现在一种改编经典的趋势,由于改编者没有经过阶级压迫和剥削,没有严酷的阶级斗争的经历,经典经过他们改编后的,人性多元了,阶级感情虚化了,这就无形中去除了经典灵魂。现在改编过的“红色经典”与原著比,长于艺术表现形式,短于穷苦人的阶级感情。事实上,经典无法复制,更无法改编,正如古希腊艺术不能复制和改编一样。马克思说:“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才是可能的。”[14]毛泽东时代的红色经典,就是这样的“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才可能出现的,因此是永远不可复制的“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改编经典,犹如成人与儿童比“天真”——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装萌”,是非常可笑的。马克思责问说: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它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著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的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并不矛盾。它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15]

今天改编“红色经典”造成的问题还远不止于此,经典经过这些人的改编,其中的红色被偷换为粉红色。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去红”的结果不仅是让我们的后代不知不觉地忘记或误记我们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斗的历史,诱使我们的后代背叛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这都是最要命的。拿破仑说:“大炮摧毁了封建制度,墨水正在摧毁现在的社会制度。”[16]如果联系目前社会上一些教科书中虚无主义内容、否定和虚化甚至丑化中国革命英雄的内容,我们就不能不对这些“墨水正在摧毁现在的社会制度”的文艺暗流于以高度警惕。

最后说一下“娱乐”与正面宣传问题。娱乐性艺术确实是人们接受知识的重要方式,但是人类真正对于知识的需求动力,来自是生活现实的需要。劳动创造美,劳动创造了文艺。延安文艺时期如《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作品能够保留至今,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娱乐形式,而是它反抗压迫的内容,这叫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当时人民面对问题是阶级压迫,不反映人民这种需要的作品——比如三十年代充斥上海的大量缠绵婉约作品——是不能留传下来的。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也不能仅是甚至不能主要是娱乐形式。鉴于资产阶级文化占据强势地位,列宁曾主张直接用“灌输”方式。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这本小册子中批判在社会主义理论传播途径上崇拜“自发运动,沿着阻力最少的路线进行的运动”倾向时说: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他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所以某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越是年轻,也就必须越加积极地反对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企图,也就必须越加坚决地警告工人,叫他们不要听信那些大喊大叫反对“夸大自觉成分”等等的恶劣的劝告者的话。[17]

为此,列宁同意卡•考茨基“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18]的观点,并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同自发性进行殊死的斗争”[19]。今天,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历史比较还很年轻,没有多少经验,更没有“多得不能相比”和“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的“传播工具”。因此我们在意识形态宣传中还不能放弃看似生硬但在实践上却是非常有效的正面宣传甚至“灌输”的方式。娱乐是人类接受教育中最具“自发”性的方式,但我们可以自问我们今天学习的知识有多少是娱乐而不是一层层考试即“灌输”得来的,尽管我们不喜欢考试这种“灌输”方式,甚至到处嘲讽这种方式的生硬性,但它确实很有效:它使我们以比“娱乐”的自发方式快得多的速度掌握了那么多的文理知识,难道我们不能用同样的不好看但实用的方式攻下意识形态主阵地吗?当然可以。因此,要辩证地看待“灌输”式宣传与娱乐式宣传问题,不能单纯地把娱乐当成文艺宣传的主要方式,更不能娱乐至上。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及其伟大成就,还是要靠效果显现周期较长的正面教育,娱乐只是正面教育的配合形式。放弃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后果,苏联已有前车之鉴,我们后来者不可不察。

 [1] 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战国时期田齐的官办高等学府,始建于齐桓公田午。位于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稷门附近。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的。它作为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园地。兴盛时汇集了天下文士多达千人左右。

[2] 匈奴求和亲,群臣议前,博士狄山曰:“和亲便。”上问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数动。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结和亲。孝惠、高后时,天下安乐,及文帝欲事匈奴,北边萧然苦兵。孝景时,吴、楚七国反,景帝往来东宫间,天下寒心数月。吴、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实。今自陛下兴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大困贫。由是观之,不如和亲。”上问汤,汤曰:“此愚儒无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籓臣不自安,臣固知汤之诈忠。”于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山曰:“不能。”曰:“居一县?”曰:“不能。”复曰:“居一鄣间?”山自度辩穷且下吏,曰:“能。”乃谴山乘鄣。至月余,匈奴斩山头而去。是后群臣震詟。《汉书》卷五十九《张汤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汉书》(第二册下),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1页。

责任编辑:潘攀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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