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阶段的判断:须直面“中等收入陷阱”真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自2006年由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以来,已有了许多的相关讨论。虽然这一概念的表述在其形式上及量化边界上还带有某种弹性与模糊性,但它确实是一种真实世界中的“真问题”,而且对于“十三五”及中长期发展中艰难转轨、力求在“和平发展”中崛起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关乎现代化“中国梦”命运的顶级真问题。
发达经济体崛起之路告诉我们,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内,不可能所有经济体都成为发达者,总有先行发达者和后来追赶者之分。国际视角下的考察认识则告诉我们,1950年以来,仅有约20个国家和地区成功步入高收入阶段(其中真正有世界性影响的更少)。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实际上并不是没有经历所谓“黄金增长期”,比如拉美地区,就在1950—1980年期间经历了30年高速经济增长阶段,但其后却如陷入泥潭般裹足不前;而日本则在经历27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步入高收入阶段,跻身发达经济体之林。结合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少数经济体得以完成经济追赶,步入了高收入阶段,而多数未能完成追赶的经济体则在较长时期内滞留于中等收入阶段。鉴于此,世界银行于2006年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度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名词,并描述性地指出:“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这一概念是对于沿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经济体真实存在的经济发展现象,基于统计数据考察而作的总结,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广泛共识,且符合一直以来学界对经济增长路径的认识。
在即将到来的“十三五”时期以及未来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当下经历“黄金发展期”又于近年遭遇“矛盾凸显期”,且经济发展态势进入“下台阶”的“新常态”,中国讨论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不要以为前面三十几年发展得总体还不错,GDP年均增长近两位数,总量已成世界老二,今后只要一路发展下去,就可以衔接高收入阶段的到来,实现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了;如不能有效化解矛盾、攻坚克难,实现升级换代式发展,则大量“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正等着看我们重蹈覆辙!要做到“高瞻远瞩”、“老成谋国”,保持战略思维的应有水准,至少当前阶段特别需要居安思危、预警清晰,对防范措施作充分讨论。
就当前经济发展格局来看,若以世界银行1960年和2008年两个时间切面的数据为基础,全球范围内实际上仅有12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其分布为:亚洲地区6个(以色列、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欧洲地区4个(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尔兰),非洲地区1个(赤道几内亚),北美洲1个(波多黎各)。若对这些成功者进行观察,则不难发现,这些经济体的面积都非常小,除日本以外,人口数量也很少。对于我国这样典型的大国经济而言,实际上很难直接从大多数成功者身上发现可模仿的发展路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从世界银行发布的人均GNI(国民总收入)数据来看,赤道几内亚这一国家人均GNI变动趋势可谓大起大落,它原本一直是以种植业为主的世界范围内最不发达经济体之一,由于1996年在领海内发现大量石油资源而激发经济快速增长,迅速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三大石油生产国,并于1997年突破“低收入”上限、2005年突破“上中等收入”下限、2007年正式跻身“高收入”行列,其成功路径可说完全不可复制。基于世行1961年以来的相关数据,按照我们的估算,成功者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平均时间为15.9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5.08%,而结合中国2013年人均GNI(6560美元)的现状,要达到当下高收入下限值(12814美元)所需的时间为13年,但考虑到高收入下限值仍在逐年增长,总量方面不难看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路的艰难:一方面,经济增长率在未来15年左右应至少不低于5.08%这一平均值;另一方面,即使GDP增长率不低于平均值,考虑到高收入下限值的上浮,中国可能很难在15.9年这一平均年限中顺利晋级,而是可能面临更长时期的考验。
简单地说,中国直面“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真问题,需认识到因罕有大国成功的先例而大多数成功者的经验并不能简单复制,且应努力避免拉美地区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对经济赶超发展的危害。但这些还远远不够。我国“十三五”及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上还面临着不可忽略的时代元素与不可回避的基本国情,即产业革命加速更迭带来的“紧迫压力”、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钳制、能源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制约、人口基数与教育结构的挑战、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制度变革探索的成败等,这些都是我国“十三五”及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和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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