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的实质性推进:进一步打开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空间的关键
制度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早已告诉我们“制度”因素在微观经济中的不可或缺,而实际上,在经济发展的宏观视角下,制度供给更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以18世纪的英国为例,于1776年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在其19岁那年离乡从苏格兰的格里诺克到伦敦寻求仪器制造匠的培训,两年后进入格拉斯哥大学,成为一名“数学仪器制造师”,最终成就了蒸汽机的发明,引发了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到来。这类案例表明,技术的发明和创造总体上决非一个个“黑天鹅”事件,而是与专业化基础和经济组织下的制度结构密切相关,换言之,在英国经济当时的专业化水平与经济组织所构造形成的经济制度运行结构和要素流动机制之下,引领世界技术潮流是迟早的必然事件。制度是造就人才、推动新技术产生的核心要素,可说是创新的最主要动力机制。在经济赶超阶段,制度更是经济运行有效与否的关键。从日本的“昭和遣唐使”政策到西方世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实际上都体现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为例,除了技术模仿之外,日本还特别注重法治化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安排,进而以成本管理、经营计划调查、职务分析等制度的学习,不断提升企业管理和经济运行的现代化程度,从而有效降低运行成本,推动、激励技术模仿过程中的技术创新,大大提升了生产能力,成为经济发展的长足动力。其中,十分典型的是以生产工艺为对象的统计性品质管理,结合日本企业的特点,扩展为全公司范围的综合性全面质量管理(TQC,total quality control),即促使公司内所有的劳动者为提高产品质量而致力于发现问题和改良工作,而这些实实在在地促使从海外引入的技术在日本得以较充分发展,推动了技术从模仿到超越的实现。
“十三五”时期正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克难时期,并必须配之以在实现“全面小康”同时的“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以严治党”。制度创新的实质性推进,总体上成为进一步打开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空间的关键。立足于“十三五”时期,放眼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在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之后关系到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关键阶段上,能否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克服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和障碍,把“硬骨头”啃下来,从而在制度变革的探索中获得解放生产力、进入“新常态”、打造升级版的成功,直接决定着我国经济社会是否能够相对顺利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未来如愿跻身发达经济体之林。
(作者分别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注释】
①“胡焕庸线”即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1901-1998)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这条线从黑龙江省瑷珲(1956年改称爱珲,1983年改称黑河市)到云南省腾冲,大致为倾斜45度基本直线。中科院国情小组根据2000年资料统计分析,胡焕庸线东南侧以占全国43.1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93.77%的人口和95.70%的GDP,压倒性地显示出高密度的经济、社会功能。
②参见贾康、苏京春:《胡焕庸线:从我国基本国情看“半壁压强型”环境压力与针对性能源、环境战略策略——供给管理的重大课题》,载《财政研究》,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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