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革命加速更迭:须直面“技术赶超”的紧迫压力
每一次产业革命后,世界经济格局都会发生重要变化。爆发于18世纪中叶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即工业革命)直至19世纪中期结束,以纺织业为起点,因机械化大生产而带动相关产业链条如冶金工业、煤炭工业、运输业(主要是铁路和海运)和制造业的发展,使英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而后19世纪60、70年代,以美国和德国为中心,全球爆发第二次产业革命(即电气革命),围绕重化工业这一核心,房地产、汽车制造、钢铁工业、化学工业和电力等产业得以迅速发展。至20世纪初,美国进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乘势而上,进一步主导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即信息技术革命),以最前沿的原子能技术和电子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稳固成就全球经济霸主地位。在此过程中,德国、日本、法国等国家也纷纷崛起,技术水平的提高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帮助这些经济体实现了经济长期增长。
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更应基于产业革命是某一经济体经济腾飞重大契机的视角来理智看待“后发优势”。若从经济赶超的视角看来,产业革命更迭的时间区间也恰是后来赶超者可实现超越的时间区间,若在上一次产业革命阶段没能由技术后发优势而实现崛起,被动进入下一次产业革命阶段后,势必要发起和实现新一轮赶超,才有可能达到崛起目标。然而,从三次产业革命兴起的时间上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其更迭在不断加速,从工业革命爆发到电气革命爆发,期间经历了约120年,而从电气革命爆发到信息技术革命爆发,期间仅经历了约80年。以我们目前所处的信息技术时代发展态势来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的到来已隐约可见,产业革命的加速更迭使后进赶超者的发展时间更加紧迫,这种压力是我国经济发展直面“中等收入陷阱”所面临的第一个现实问题,越紧迫则越容易追赶不上,越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与此同时,另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在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贯彻经济赶超过程中,我国还必须将新技术方面基于创新的战略储备提上日程。一方面,就国外现状来看,美国、日本等位于全球技术高地的国家,其已经全面实现产业化、凝结在全面推向市场的产品中的核心技术,虽然已经是全球范围内的领先水平甚至是最高水平,但却往往并非代表这些国家技术的真实水平。以日本的汽车制造技术和液晶电视制造技术为例,其产业技术水平已经领先目前市场出售产品核心技术的两代、三代,而出于继续攫取高额利润等考虑,这些高端核心技术目前仅处于蓄势待发的状态,实际上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技术战略储备。这意味着,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赶超的实现可能并非仅仅是追平目前技术水平,而是至少要追平技术战略储备水平。另一方面,就我国自身情况来看,作为一个科技爆发时代的发展中国家,不同领域的科技研发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客观而论,我国毕竟已有一些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领先水平,甚至有的已是最高水平,但由于我国配套技术相对落后等原因,这些技术在应用中往往并不广泛和充分。然而,结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经验,我们应当特别注重在这类技术成果方面充分“扬长”,对于达到领先水平的技术,无论是否能够迅速“接地气”,都要首先纳入技术战略储备梯队,积累、结合于利用“后发优势”赶超发达经济体主流技术的升级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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