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泉：社会变迁与中国政治的现实选择

程光泉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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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最近30年，几乎是近千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变化最剧烈的一个时期。正面的、负面的评价都到了一种极致的状态。如果大家关注当下中国社会的社会思潮，就会发现我们的思想界、学术界对哪怕一个非常具体问题的看法都已经完全撕裂了。我们要想找寻共识，开始变得非常困难。我想这样的看法不仅仅是在学术界和思想界中，在社会上，我们普通的公民对我们党的政策、路线以及采取的一些措施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的。这种分化背后的原因，和社会本身在逐渐地分化有关系，也和全球进入风险社会的现实情况有很大的关联。那怎么来看社会所发生的这些变化？

一、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的变迁

（一）历史上相似的时间节点

做哲学和人文学科的学者，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在无法分析当下这个社会的时候，往往有一种思维习惯，就是管子说的那句话，叫做“疑今者，察之古”。他往往会回头去看历史，看看人类历史上，有哪一个阶段和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阶段有某些相似性，从而去找寻这个社会发展的规律。

我们建国已经60多年了，在抗日战争纪念70周年这样一个时间的节点，我们这个国家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发生的这些变化，正如我刚才所说，社会上对此评价分歧很大。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如果在历史上找一个与它相似的时间节点，就很像汉朝的“文景之治”之后和汉武帝朝之前的时间节点。

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惠帝、到吕后，这三朝经历了28年，“文景之治”经历了36年，加起来60多年，相当于这个国家建国之后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节点。前面这28年，很像是我们“文革”结束之前的30年。国家在迅速地发展，但是由于国家新立,所产生出来的一系列问题也在这个阶段爆发出来。而之后，铲除诸吕，到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从而出现了“文景之治”，很像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这期间我们出现了很多问题，“文景之治”期间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七王之乱”，但正是因为有了这30多年，汉朝才会进入到它发展的第一个顶峰时期，就是武帝朝。

我们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甚至今天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继续推进的方式、路径都和当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今天说的“一带一路”，这可能是下一步我们国家对外开放从而拉动对内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核心性的举措。这个举措的开始点，其实就在于武帝朝。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当时不是为了要打通一条交通干道，中国和西方做生意。当时是为了打匈奴，他需要联合西域的一些力量来消灭匈奴，所以派张骞出使西域。这个过程很长，很艰难，但自此以后，中国打通了这样一条路线，汉朝开始走向强盛。

今天所在的这个时间节点上，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危险的、风险极大的环境里面。刚才我提到一个概念，叫做风险社会。这个概念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提出来了，是一个德国的社会学家叫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大家想想那个时间节点上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就知道了，那个时候资本主义蒸蒸日上，社会主义江河日下。

80年代末、90年代，苏联发生了剧变，解体了，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变了自己的颜色。那个时候西方很乐观，他们不认为自己进入到风险社会。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一声巨响，彻底粉碎了西方这种乐观的情绪，就是“9·11”事件。世界上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最强大的一个国家遭受了一场莫名其妙的进攻。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的报纸上曾有文章说“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没有敌人的世界”，因为过去他们的敌人是苏联，所以苏联解体了，西方很乐观。但是“9·11”事件之后，美国的报纸上又出现了这样的话，叫做“我们不是进入到一个没有敌人的世界，而是进入到一个不知敌人在哪里的世界”。“9·11”事件之后，美国确实找不着到底谁进攻了它，用什么样的手段。这个过程经历了10年，才找到了本·拉登。

我们国家不会进入到这样的风险社会，但是后来我们发生了SARS事件。北京也面临了这样一个事件，我们不知道这个风险从哪里来的，怎么来解决。当年我们采取的那些措施，今天看还有很大的后遗症。“9·11”事件和“非典”事件，基本上标志着这个世界开始进入一个风险社会。风险社会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危险的社会，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面临的危险越来越大，而是我们进入到一个不确定性的社会。不确定的因素在增加，我们不知道风险来自哪里，何时爆发，以什么样的方式爆发，它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子，这是风险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大家研究汉朝初那段历史就会发现，到了武帝朝的时候，他是不清楚汉朝到底往什么方向去发展的。这个时候出现了两个政治家，年龄都不大。其中一个是贾谊。他当时给汉文帝上疏《治安策》。他说，“臣窃惟事势（我分析当下汉朝的时事），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让我掩面痛哭的事情有一个，为之流涕的事件有两个，为之长叹息的事件有六件），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至于其他的那些背理而且伤道的事情，就没有办法说了，太多了）。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所有给你进言的这些人，都认为天下已经大治了），臣独以为未也（我认为其实没有到这么乐观的局面）。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那些告诉你天下已经大治的人，要么傻，要么唱颂歌，他们并不了解这个国家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今天我们认为天下已经大治了，等于是把大量的柴火堆在一起，然后让你躺在上面，火已经点起来了，他还告诉你：你很安全）。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这个国家现在处在这样一个局面，本末倒置。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倒置，尾大不掉，国家制度没有建立完善，甚至没有起码的纪律，这怎么能说是一个天下安治之势呢？）”他进一步列举了一系列的问题，特别突出地提到了其中一条，叫“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什么意思呢？他说今天我们汉朝，地方势力开始做大，看起来不是病，就是地方太强大，诸侯割据。他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腿比腰粗，手指头比腿粗，您认为这是正常的吗？如果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即便扁鹊在世，这个国家也没治了。

贾谊提出来这个问题是在经历了铲除诸吕之后，汉朝分封到各地的刘姓王做大，中央政权尾大不掉。这个时候如何铲除或者某种意义上稀释地方政权的力量，是他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应该说他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在当时非常的严峻，因为此后不到10年就发生了“七王之乱”，地方上的七个刘姓王共同起来举事，汉朝陷入天下大乱。

“七王之乱”发生之前，又站出来另外一位思想家，叫晁错。他也上疏主张铲除诸王。汉文帝也决定采取措施，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七王之乱”。很快汉景帝接班，三年之后把晁错杀了。为什么？这些起来作乱的地方诸王把矛头直指晁错，提出来要“清君侧”，说他是小人。我们看当年晁错提出来的那一系列举措，就发现他的确是个忠臣，他看到了当时的问题所在。晁错没有讲汉朝的情况，因为汉承秦制，他讲秦朝灭亡的原因，他讲了下面的一段话。他说“任不肖而信谗贼”，朝廷任命的官员都是一些宵小之徒，“宫室过度，耆欲无极，民力罢尽，赋敛不节”，这个国家的官员、宫室骄奢淫逸，无过其极，这些东西敛之于民脂民膏，赋税极重。“矜奋自贤,群臣恐谀, 骄溢纵恣, 不顾患祸”，这个国家里面小人得势，导致了真正的能臣和忠臣没有办法尽力效忠国家。“妄赏以随喜意，妄诛以快怒心，法令烦憯，刑罚暴酷，轻绝人命，身自射杀”。听起来是在讲秦国灭亡，其实这个话是说给汉朝的，秦朝实行的暴政，在汉朝再次重复。他说“天下寒心，莫安其处”，老百姓已经丧失了对朝廷的希望了。“奸邪之吏，乘其乱法，以成其威，狱官主断，生杀自恣”，国家的法律体系都乱了。

前面我们列了这两位汉朝的思想家，针对当时汉朝初年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痛心疾首，提出来自己的治安之策。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都被汉文帝和汉景帝采用了，所以才有了“文景之治”。“文景之治”只是打基础，有了文景时代打下来的非常强大的物质基础，才可能有汉武帝开疆拓土，成为一代雄祖。

中国今天的情况有一点像“文景之治”之后、武帝朝之前的局面。我们也经历过“文革”，我们也经历过改革开放以后的励精图治，这个时间点跟汉朝也差不多。今天中国再次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上，我们看到了新一代领导人的决心、魄力。但是中国现在的状态，这个社会演变到当下，我想我们还没有到唱赞歌的时候。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依然是犬牙交错，成功和失败的机率远非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乐观。

 （二）中国处在三重陷阱交叠出现的时期

因为从宏观上看，中国今天基本上是三重陷阱交叠出现的时期，这种情况在所有的欠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都没有遇到过，是一种空前的困局。

这三重陷阱，一个叫做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是古希腊的一个历史学家，他有过一本非常好的著作，叫做《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书中描述了雅典作为一个民主国家迅速崛起的历程，也描述了这个国家因为民主而走向衰亡的过程。在这部著作当中他提出来一个悖论，他说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的大国，而现存的大国必然也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这个陷阱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雅典这个城邦国家在实行了民主制之后迅速崛起，但是在古希腊的环境当中，还有一些大国，比如斯巴达，它早于雅典兴盛起来，并且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雅典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威胁到了斯巴达的利益，于是双方集合周边其他的城邦，结成两大联盟，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战争，这场战争因为发生在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所以叫做伯罗奔尼撒战争。

后世人们在研究这种历史现象的时候就发现这几乎是个普遍的规律。到20世纪初的时候，德国同样面对这样的情况，所以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策源地。这个国家在西方国家中最晚建立资本主义。当它崛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发现其他国家已经把这个世界瓜分完了，它要想分得一杯羹，除非发动战争。

中国今天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经过了60多年的建设，特别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我们在国际上的发言权也不断地增大。但是我们发挥的作用还不能说很强大，还是有限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外讲话的时候也曾经谈到修昔底德陷阱，他说我们要努力避免这样一个陷阱，中国不会重复走这样的道路，我们要追求和平。

我们经常说西方人不希望中国强大，中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和其他国家的利益发生矛盾。我不赞成现在所谓的阴谋说，说凡事都是西方在对中国搞阴谋。这其实已经是阳谋了，利益和它发生冲突了。尽管这个世界已经全球化了，但是全球化最大的主体依然是民族国家，国家利益是全球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任何一个民族都要维护自己本身的利益，当你的利益和他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双方之间变得势不两立，是具有极大的可能的。我们在舆论界听到了这样的声音，说中国终于强大了，这种民族主义的虚胖的观念在这个社会上确确实实有一定的市场，好在我们中央是比较清醒的。

所以，看我们现在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国在崛起的过程当中，当和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不去正面冲突。比如说对外开放，我们过去直接吸引其他国家的资金、人才、技术。但是今天中国要由引进来变成走出去的时候，就和它正面冲突了。我们能不能把对外开放的主要窗口直接对着西方这些强大的国家？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做。所以我们采取的是一种迂回的路线。这也是为了避免使我们国家在刚刚发展起来就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是中国面临的第一个陷阱，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好。

第二个陷阱，我们叫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这个概念提出并不久，它指的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之后——注意，这里的中等水平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低的到1000美元，高的到3000美元，都可以认为是中等发展收入水平——进入到这个阶段以后，这个国家遇到的一个困境。我们国家这个困境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劳动力的成本提高了。过去我们认为中国第一有资源，第二有市场，第三有劳动力，还是廉价劳动力。但是今天你去饭店看看，稍微上一点档次的饭店里就找不到年轻的服务员，甚至我们相对收入低一点的企业招工都变得很困难。你想，一个大学毕业生要在北京生存，一个月少了4000块根本没法过，他得拿出来2000去租房子，他怎么生存？所以这个就逼迫你要提高人力成本。而对于很多企业而言，它的成本被大大地提升了。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我们没办法给这个世界提供大量的创新型的成果。比如说我们现在用苹果的产品，很多人手里用iPad。第一代ipad上市的时候，我正好在美国纽约，它公布的时间点，我当天就去了，结果买不到，就在美国纽约第五大道最大的那家苹果店。我就问为什么？他们说对不起，来自中国的那条船路上遇到台风，推迟一个星期上市。就是说这些产品都是在中国制造的。但是这个iPad在美国卖298美元，它所有的组装程序都是在中国完成的，中国工厂里工人生活的环境都很差，甚至某些焊接的环节还有毒，而组装一台的代工费只有8美元。那家工厂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后来连续发生十几个工人跳楼的工厂。心理学家们去分析到底为什么我们的员工跳楼，你去看看他生活的环境，工作的环境，再看看他能够拿多少钱大家就知道了。

这个时候国家就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由注重对资金的投入转向注重新的科学技术的投入。如果完不成转变，这个国家会长期陷入停滞状态，而这种停滞状态会一直处在一种徘徊的状态。一旦进入这样的状态之后，不仅仅是经济上停滞，社会也会逐渐进入一种混乱状态。它对政治清明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由于两极分化导致的政治改革的步伐停滞，从而使整个国家陷入政治上的瘫痪。那全世界有没有一些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呢？有，亚洲四小龙。但是日本走出这个徘徊状态用了12年，韩国用了8年，历时都很长。而之前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那些拉美国家，还有印尼、马来西亚，今天还处在这个陷阱里，没有爬出来。这个过程非常地痛苦。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体量的国家，情况会怎么样？全世界都不敢想。但是中国确实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能回避。这是第二个问题，就国家内部的经济状况讲，我们可能正在走入这样一个陷阱。

第三个陷阱，叫塔西佗陷阱。塔西佗是古罗马的历史学家，也当过执政官、保民官，有执政经验，洞若观火。他说“当一个部门失去公信力的时候，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反映的是政府公信力的普遍下降。曾有教授非常犀利地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大家知道老百姓现在怎么看我们政府的这些说法、这些政策、这些表态、这些观点吗？他说老百姓认为连标点符号都没有真的。这固然是非常极端的一种说法。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把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没有人否定我们的经济增长。但是我们党也好，我们政府也好，我们的威信是否会随着经济增长而逐渐增长呢？恐怕要存疑。如果政府号召什么，民众就反对什么，政府推进工作的地方，就是群众站出来反对的地方，这就是极不正常的。

当一个国家外部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内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政府本身又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时候，这对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刚才我说了，我们正面的东西不去讲了，并不是说我们要否定我们这些年取得的成绩，而是必须看到我们当下存在的这些问题。一旦陷入这个陷阱，怎么来说我们执政党的地位是巩固的？我们怎么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这里的合法性的概念，它既指的是合乎法律，更指的是合乎民意。政府的决策要得到民众的支持、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