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高教改革的“两个三十年”

改革意味着对于既往的社会规制与观念的调整、改造和更新。所不同的是，不良的改革观往往会对既有对象彻底否定，因而使改革变成断裂性行为。有积极性意义的改革观则不同，它坚持与时俱进，同时对于既有对象倾注更多的“同情式理解”，因此，改革会把与时俱进与继承既有对象的合理性因素结合起来，这种改革是真正意义上的“扬弃”，即实现继承基础上的发展。

回头审视我国教育观念的演变。新中国伊始，国家依据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工业化、农业与国防建设的需要，也依据近代以来所流行的“教育即生活”的理念，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响亮地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在这种教育理念的支持和引导下，一批适应国家建设发展的学科专业被开设；大批专业人才源源不断地走向全国各地，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和专业技术骨干；解决国家建设难题的应用型科研成果也不断涌现等等。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国防高科技，还有人们熟知的结晶牛胰岛素的合成，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以及屠呦呦团队所发现的青蒿素等等，都是当时这一理念指导下的教育发展的重要产物。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的不适应以及由其引发的冲突也大量存在。毛泽东曾经有过十分严厉的批评声音，如：农林大学办在大城市里，见鬼去吧！他也严厉批评过医科院校的教师和学生不关心中国民众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而醉心于国际上医疗尖端课题的跟踪和研究，他认为那应该是少数人去干的事，更多的人和更大的力量应该投放在常见病和多发病的防治上。他批评医科院校刻板地照搬西方的人才培养模式，学制过长，培养规模远远无法适应全国人民，尤其是严重缺医少药的广大农村农民的医疗保健需求。而缩短学制主要是让学生可以尽快回到实际中去，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增长才干。

由于这一改革的主要实施是在“文革”中，许多变化都带有那个时期的历史痕迹，包括左的政治色彩。例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现，通常的主要措施是让大学不同科系分别与不同工矿企业和农村生产单位建立挂钩关系，教师和学生经常下厂、下乡参加劳动等。这里面，确实存在着流于形式，甚至师生过多参与体力劳动而影响知识的系统学习与研究的问题。就大学师生参加必要的体力劳动而言，对于体验体力劳动的艰辛，密切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的感情应该不是太消极的事。但没有创造出“教育与生产劳动”有效融合与相互促进的更加可行的方式，仅仅主要在于让师生参加体力性生产劳动，这对于问题而言毕竟过于皮毛和表层。因此，这一改革的提出，并非完全没有意义，但它的解决方案及其当时所显现出来的效果，却是不理想的。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过程的急剧变化和人们对于极左路线，包括极左教育路线的批判的深入，教育被视为重灾区而受到严厉的审查。在这一过程中，“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思想本身虽然没有受到过多的批评，但是人们对于它的实现方式，还是有不少消极的说法。也许就是因此之故，这一教育理念至少受到了冷遇。后来，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攀登科学高峰几乎成为学界的最强音。在这种情况下，1983年邓小平为景山学校的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开始被广泛地宣传，并被看作“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对教育战线提出的战略方针和教育发展方向”。实际上这是新中国教育理念的一次重大更新。

应该说，在中国教育被要求适应和服务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事业后的某个时段，以适当的方式，强调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很有必要的。两者本来应该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但是当它被上升为对于整个教育的指导性理念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中国的教育是否需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因为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在于这个理念在强调“三个面向”时，极大地弱化甚至失却了中国教育最必须实实在在面向自己脚下的这块多情土地的维度。因为中国教育要解决的问题，有些根本就是中国非常特殊的国情、地情的状况所决定的，有时它不仅不是世界的，不是未来的，甚至也与现代化没有太多关系。一个国家教育要达成良性发展，必须合理地处理好与本土教育经验的关系。因此，历史与现代，本土与世界，现在与未来都应该成为国家教育发展必须认真平衡而不可偏颇的基本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