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层不作为”阻滞改革深入推进？

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划了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会后，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坚强领导下，各方面的改革都取得了明显进展。但也不可否认，一些改革举措并没有达到预先设定的目标。由此引发了人们对改革推进机制等的探讨。

当前，一种很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改革遇到了“肠梗阻”。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他认为，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改革取得显著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充分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中央有改革的决心和宏观改革理念，而各部委、各省市则很积极地把中央的理念和决策落到实处。各地区、各部门到处试点、彼此竞争，就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局面。而本轮改革在实现中央集权、提高决策层改革意愿的同时却出现了“中间层不作为”的局面。“在今天中国的问题就是中层不作为，使得顶层的政策理念不能有效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制度，把理念转化为现实”。他指出，市场化绝不意味着在经济生活中政府不需要扮演重要角色，而是政府角色要发生转型。由于政府有关部门的缺位，改革过程出现了把市场化改革等同于简单放低市场准入门槛的误区。由此推论到，在中间层没有积极行动起来的背景下，直接把抽象的政策概念直接演变成微观层面的个体经济行为，必然会出现问题。他还进一步得出结论：中国改革能否成功，就取决于能否动员中间层，发挥中间层的改革动力。可事情果真如此吗？

改革，顾名思义就是自上而下的重组和重构。由于社会生活是由无数小系统耦合而成的复杂系统，不论是涉及全面改造的系统性重构，还是仅限于局部子系统的专业性重构，改革都是一个“有破有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决策层是改革的发起者、策划者和推动者。因此，必要的集权、较强的执行能力，是改革取得成功的前提之一。但问题在于，作为改革重要依托的行政体系有时恰恰也是改革的对象，各级行政官员在改革中是利益受损方。这就使推进改革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局面。

大家对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津津乐道，其实并不具有代表性。以农村联产承包制改革为例。一方面，它是帕累托改进式改革；在这场改革中，农村（农民、集体）、城市（市民、工商业）和国家（政府）都获得了利益。就是最高统治集团，他们虽然面临着传统意识形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批评，也从目的论的角度获得了意识形态辩论的胜利（如：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也因为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而进一步强化了执政基础。在这场改革中，所有社会群体的利益都得到了改进。另一方面，它是增量式改革。农业是传统产业，在农业领域引入市场机制，既不会与原有计划经济产生严重冲突，也不会迫切提出建立市场经济管理体系的政策要求。所以，其改革显得十分简单，好像政府只要“放开”就行了。改革经验也可简单地归纳为“一放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