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层不作为”阻滞改革深入推进？（2）

随着改革的深入，这样的改革“肥肉”很快就被吃光了。改革本身所蕴含的利益调整、“有破有立”的内涵日渐突出。在短期内，人们可以忽略这一点，但其“副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显现出来。例如：放弃政府投入责任，推动医院负债经营，为“看病难”、“看病贵”埋下了伏笔；在监管缺位的背景下鼓励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招致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农村合作基金的大范围破产；持续压缩政府规模阻碍了政府职能转变，为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消费者对国产商品和服务的质量缺乏信心埋下了伏笔，等等。要改变上述局面，就必须切实树立系统观念、全局观念，在统筹谋划，确定蓝图的基础上，分清主次，明确先后，有序推进各项改革。单兵突进固然会因为掣肘太多而走不远；齐头并进则会因为全面出击而招致改革力量过于分散，并且会因为在打破既有平衡的同时未能及时建立起新平衡而招致社会混乱。齐头并进战略也有可能使改革陷于夭折。

现代市场经济都是市场经济和政府调控的结合。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政府又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完善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职能的演变在不同时期体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上世纪80年代，政府职能演变的特点是“退”。中央向地方“放权让利”，政府向企业“放权让利”；上世纪90年代，政府职能演变的特点是“重构”。通过重构政企关系、银企关系以及政府间分配关系，搭建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本世纪前10年，政府职能演变的特点则是“进”。针对日益突出的“市场失灵”问题，加强政府在教育、科技、环境保护、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的职能。并且，在强化政府职能的过程中，由于政府采用了一些传统的手段而引发了部分人士关于“体制回归”的疑虑。当前我国政府职能的调整，是在继承前三十年政府职能演变成就的基础上展开的（也是针对其缺点和不足而展开的），是“进”和“退”的结合，其具体内容就是“简政放权、加强监管、强化服务”。在这里，我们看得更加清楚：政府不仅是改革的对象，更是改革的依靠力量，是实现改革目标的抓手。我们只有把政府改革放到中心位置上，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整个经济改革的突破口，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有一个光明的前景。

让我们再次回到金融自由化改革的题目上。金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也是要求政府有效履行职能的关键领域。金融自由化改革自然是我们考察改革实施战略是否适当的合适窗口。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精神的要求，国务院于2014年5月颁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围绕到2020年基本形成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要求，规划了股票、债券、期货市场改革和发展方向，明确了完善市场体系结构、运行机制、基础设施和外部环境的努力方向。在此基础上，在领导小组的协调和督导下，细化改革内容，明确部门分工，倒排工作节奏，使改革取得快速进展。但深入考察可以发现，明显发生改变的是交易规则（管制在放松、门槛在降低）和层出不穷的创新，政府的监管职责和监管能力并没有发生相应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讲，6月份的股灾就是依托改革对象（在政府改革滞后的背景下）推进改革所蕴含的必然结果。

但是，把重点放到调动政府部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上 （也就是郑教授所提到的调动中间层积极性）是否可行呢？怎样才能使作为改革对象的政府成为改革的依靠力量和推动力量呢？

首先，需要破除依靠政府推进改革的传统思维模式，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出发引入新的社会力量，把改革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上；其次，需要进行机构改革，“拆了庙，和尚自然就没了”，反过来，人手增加了，一些事情自然也做起来了。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明确轻重缓急，协调不同改革之间的节奏，才有可能加强对改革措施落实情况的督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