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主义”还是“奥巴马主意”

回顾美国历史，几乎每任总统都会被打上各自“主义”的烙印，比如杜鲁门主义、尼克松主义、里根主义，不一而足。这些主义有一点比较一致，即都成为旁人笼而统之形容某任总统政策特点的代名词。如今，奥巴马执政进入倒计时，“奥巴马主义”从浮出水面变得轮廓清晰。六年多来，美国外交战略在这一主义的指导下出现了特点鲜明的调整，但“奥巴马主义”能否塑造未来美国大战略却值得怀疑。

逐渐明晰的“奥巴马主义”

美国国内有关“奥巴马主义是否存在”的辩论从2007年一直延续至今，其中反对“奥巴马主义”存在的人更多认为奥巴马根本就没有战略思维，或者实施了漏洞百出的战略，不能称之为“主义”。实际上，早在奥巴马上台前，如果还无法称其“主义”的话，他至少勾勒出了基本的外交战略思想。

2007年7月，奥巴马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美国不能动用武力解决人道主义问题”，“阻止可能在伊拉克发生的屠杀不能成为美军驻留的理由”，率先亮明自己反对以武力开展人道主义干涉的观点。之后与麦凯恩的竞选辩论中，他又回调了自己的看法，表示如果“符合我们的利益”，美国仍要进行人道主义干涉。2008年7月，奥巴马在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发表演讲，提出了一旦当选总统后其外交政策的五大目标，比较系统地描绘出“奥巴马主义”的轮廓：一是结束伊拉克战争；二是完成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斗争；三是确保核武器与核材料不落入恐怖主义分子和“流氓国家”之手；四是保障能源安全；五是重新塑造盟友，应对21世纪挑战。这些目标也正是奥巴马2007年在《外交事务》杂志刊文《更新美国领导力》中阐述的基本观点。

奥巴马上台后强调与小布什外交政策“划清界限”，基本上贯彻了自己此前提出的一些理念，在实践中加以修正和完善，并不断对外阐释。2014年5月，他在西点军校发表的演讲以及今年4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的表态都标志着“奥巴马主义”日臻成熟。总体而言，“奥巴马主义”围绕“求变革”“慎用权”等方面逐渐形成以下若干特点。

降低军事干预在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动用武力成为奥巴马外交政策的最后选项。一方面，奥巴马致力于结束小布什打响的反恐战争，从伊拉克撤军，制定从阿富汗撤出的时间表。尽管阿富汗撤军计划的部分内容一改再改，但奥巴马仍然坚持撤出的大目标，将当地安保任务转移给阿安全部队。另一方面，奥巴马明显提高了动武的门槛，这一点在叙利亚危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奥巴马对叙利亚划设的“红线”变“粉线”，最后成为彻底的“白线”，在俄罗斯的外交斡旋下找了个台阶，避免了一场军事打击。即使在不得不出手的打击利比亚和“伊斯兰国”方面，“背后领导”、有限空中打击也成为奥巴马政府的标准军事干预范式。

倡导多边主义。奥巴马在全球外交战略中抛弃了小布什“我行我素”的单边主义，转而拥抱多边主义。其内涵包括：强调国际准则和惯例的约束作用；相信多边机制对一些国际性问题的解决效力，比如核安全、气候变化等；在国际社会认同的情况下才能以武力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等等。在这一系列思想指导下，奥巴马积极参与各项涉及气候变化、经贸、国际安全的多边谈判。

“巧实力”推动价值观外交。奥巴马与里根、小布什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并不认为部分国家的政权性质是造成侵略、动荡的根本原因，但同时追求扩大“民主和平”国家的范围。一方面，他不认可“强推民主”的方式。2013年9月24日，奥巴马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时表示，还会继续在中东和北非“推动民主、人权和市场开放”，但“不会采取单边行动，尤其是军事手段”。另一方面，他顺势而为，积极培育民主化土壤。2014年4月，奥巴马在马来西亚与东南亚青年领袖会面时表示，要“共同为民主而奋斗”，“不仅要实现选举自由，还要建立活跃的公民社会、开放的政治空间”等。

重新调配资源，发动盟友力量。奥巴马上台时正值经济危机之后，两场反恐战争让美国的资源捉襟见肘。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决定优化资源配置，从中东抽身，“重返亚洲”随之出炉，后成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成为长期趋势。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也相对应地转向亚太，尤其是到2020年美国要将60%的海、空军力量部署至亚太地区。同时，美国积极拉拢域内盟友，夯实日美同盟，促进日、韩、菲、澳等盟国及印、越等安全伙伴间的双边、三边合作机制，初步打造出多层次的亚太安全伙伴体系。

与曾经的“敌对国家”改善关系。奥巴马高举“变革”旗帜上台，在外交上最出成绩的就是接连实现与曾经的“敌对国家”缓和或进一步提升关系。奥巴马执政后解除了大部分对缅制裁，美缅关系得以缓和；伊核谈判彰显美国改善与伊朗关系的决心；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今年7月访美，是美越建交以来首位正式访问美国的越共总书记；美古关系则在双方18个月秘密谈判后实现历史性突破，今年7月两国重开使馆，正式恢复外交关系，成为奥巴马“接触”外交闪亮的遗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