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十三五经济增长目标的四点建议（2）

（二）需求面看：投资和出口“双高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考虑到近期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前所未有的特殊复杂性，原有的投资和出口“双轮驱动”模式在“十三五”期间面临较大的调整，不宜再确定7%的增长目标。

——原有的出口驱动模式难以继续。（1）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将进入一个相对缓慢的增长期；（2）主要发达经济体主权债务问题日益突出；（3） 发达经济体家庭可支配收入持续下降和消费者‘去杠杆化’趋势日益明显，这或许是未来几年对中国外部需求最直接的负向冲击因素；（4）国际经济衰退引发较为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上述四条变化，都凸显了外部依赖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传统的以加工出口为特征的发展模式遇到挑战。全球商品贸易危机前的趋势水平与现有实际水平的差距将扩大。2013年，缺口为趋势水平的17%，2015年将提升至19%。在欧洲、美国等中国出口的最大市场，进口倾向在经历了20年的大幅增长之后，正勉强持平，甚至出现下降。

——房地产市场的下行压力隐藏较大的风险。据业内人士大致估算，房地产本身的附加价值约占中国GDP的5%左右，如果再把其带动的上下游相关产业都考虑进来，创造的价值可能占到GDP的20%左右。从未来几年房地产市场的变化趋势看，购房适龄人口在达到最大值后将趋于减少，随着房价回调预期的形成，作为房地产双重属性之一的投资品属性趋于弱化，这两个中长期结构性因素对行业发展构成向下压力。

——原来依靠“投资拉动”与信贷刺激的增长动能趋于衰减。中国是个“投资驱动型”特征颇为明显的国家，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一直处在一个“亢奋”的状态。总投资率自2003年超过40%以来，已持续长达11年之久。特别是2009年大规模扩张投资计划后，投资率连续五年维持在47%-49%的高位。在此背景下，资本边际效率或者资本边际生产率在不断恶化。去年学术界曾出过一部 《增长动力转换论》。现在，中国恰恰处在换“发动机”而又没有换好的“空档”时刻：一方面传统增长“发动机”因不可持续而开始减弱；另一方面，新的增长“发动机”尚未换好、替代。在此情况下，经济增长面临一定的压力。因此 ：预计7%难以实现，应由7%下调为6.5%。

实现中高速增长目标有四大条件

确定6.5%增长目标的实现具有一定的基础。主要表现在两个红利、两个拉动。

第一，“人本城镇化”红利。目前城镇化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城镇化的滞后性。2012年，以常住人口统计的城市化率为54.7%，而城镇户籍人口占比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约37%-38%。这就意味着2014年占总人口17%的2.3亿人为非城镇户籍的常住人口。这2.3亿多人并没有平等地享受城市的各种基本公共服务。原本应具有更高的消费收入弹性或者说边际消费倾向，没有挖掘出来。

上一篇文章我讲道：“城乡结构，核心是填平城乡之间的制度‘鸿沟’。”如果以下三个问题能得到解决：（1）农村农民的产权关系问题；（2）公共资源在城乡间的均衡配置问题；（3）农村转移人口的公共服务问题。估计到“十三五”末期规模城镇化率将达到 60%左右，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45%-50%之间。那么“十三五”潜在消费需求将得到不小释放。

第二，“五环式改革”红利。中国“五环式改革”的空间十分广阔，特别是在政府结构改革、要素市场改革、国企和垄断性行业改革等方面。倘能够拿出更大的勇气和魄力来打破各种利益纠葛，中国经济将会焕发出新的活力。

第三，人口质量提高的拉动。除延长退休年龄进而导致劳动力总量的增加外 ，要特别关注人力资本的变动状况，随着教育质量和人口质量的提高，在抵消人口红利负面作用时，还可以保持人力资本总量的持续增加，从而支撑整个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

第四，开放共赢的拉动。2015年9月，习主席在联合国讲话，勇敢承诺大国责任。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举足轻重，2013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近30%。随着开放型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南南基金等的启动运行，自贸区扩围扩容，跨国设施联通、贸易投资便利化、多边金融合作加快推进，这些举措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