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可持续增长

“深化改革决定可持续增长”，这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面向全面小康推进全面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总体布局而中国经济社会转轨仍处于“未完成状态”下所需要确立的认识。

在三十余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阻力前所未有，所有“帕累托改进”式的“只有人受益而不会有人受损”的改革事项都已做完，现任何一项深化改革的任务都会面临既得利益的“固化藩篱”形成的强有力的障碍，而且各项改革大都已经深度关联交织，“牵一发动全身”，过去在局部发力寻求突破就可以改观全局的空间，已明显收窄，更多更大的考验，正集中于“全面改革”这个基本概念之上。“深化改革决定可持续增长”，我认为这是在关乎“中国梦”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命运的经济社会转轨“未完成”而攻坚克难的改革势不可免情况下，必须确立的重要认识和关键要领。各方关注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结合关键时期的“十三五”规划，对此给出一个具有“顶层设计”性质的指导文件。

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特征，可以用如下四句话来描述：

第一，“黄金发展”和“矛盾凸显”相伴随。在中国各地稍作些调研就可以感受到，我们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在30余年高速增长后转向“新常态”的新起点上，经济增长发展的底气和市场成长的巨大潜力仍在，不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镇和许多农村区域，建设场景触目可及，给人印象深刻；但来自资源、环境的矛盾制约和来自人际关系的矛盾制约，更是日趋明显、咄咄逼人：雾霾已动辄打击大半个中国，地方某些新上马的重化工项目，一而再、再而三遇到民众的强烈反对且演变成震动全局的群体事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分配问题更为凸显，社会心态越来越明显地倾向于不少其他经济体曾在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前表现过的“端起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追求“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的特征。

第二，“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对冲。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在“下台阶”，从10%左右下行到7%左右的区间，“新常态”新已明确，而常未达到，即还未完成触底企稳，相关的下行因素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即将迅速消失，老龄化社会压力正迅速到来，以及较高基数上投资“报酬递减”的影响，等等。但可以对冲下行因素的若干上行因素，是最值得我们重视与争取的，这些上行因素包括新型城镇化红利（“动力源”需求释放引发的“成长引擎”效应）、科技创新红利（走创新型国家道路、跟上“第三次产业革命”大潮激发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乘数效应）、社会管理红利（在社区治理、非营利机构和志愿者组织成长等方面的基层自治、社会和谐、兴利除弊效应），而使所有这些红利能够如愿释放出来的关键，是实质性“攻坚克难”的改革能否不停留于口号而变为现实，进而可综合性地凝聚而成提升和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化解种种矛盾制约的“改革红利”。业已壮大的民间资本、社会资金，及可随之调动的民间智慧和潜能、活力，必须依托改革摆脱羁绊而更多贡献其“正能量”，新一轮价税财联动改革、投融资改革、国资体系改革和行政、司法改革等，实在无可回避。上述的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对冲之后，我们应力求争取的，是今后尽可能长时间实现7%左右年均速度的中次高速增长平台、结构优化的增长质量“升级版”。

第三，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相博弈。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邓小平南巡后实施1994年宏观层面以财税为重点的配套改革，再到千年之交前后以“入世”锁定全面开放格局，一系列改革创新打开了生产力解放和国家现代化的新时代，但渐进改革中既得利益也渐成局面，尾大不掉，虽然深化改革、加快转型自九十年代后一路强调至今，但在“利益固化的藩篱”之前步履维艰。十八大之后，高层关于“壮士断腕”的改革的决心已有明确表述，但社会上、企业界、市场中对于在体制内“自动手术”“自我革命”的怀疑仍未消除，且与意识形态因素的阴晴变化迭加。在深化改革努力与既得利益阻力的博弈背后，是改革与社会“矛盾累积”问题的赛跑，早已被人形象比喻为“两只老虎的赛跑”，这两只老虎各自要素齐全，似乎也看不大清楚对方，但都在往前跑，谁跑得更快一些，将决定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中国梦”的成败。化解既得利益阻碍，是改革的最难之处，又是我们必须面对和交出答卷的历史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