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集团或一个人,要走得更远,上得更高,必须拥有强大的精神动力,而要保持动力持久,就需要找到原动力。2014年底,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时指出:“在党的初创时期和大革命时期,江苏是我们党活动的重要区域。”“在雨花台留下姓名的烈士就有1519名。他们的事迹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要注意用好用活丰富的党史资源,使之成为激励人民不断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用好这一精神资源,把握并抽象其精神实质是前提和关键。
一、中国与西方的精神世界迵然不同
雨花英烈精神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进入我们的理论视野,有强大支撑和内在逻辑:
第一,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最大的区别是精神世界。西方的政党不承担为社会建构精神大厦的责任,甚至不向党的成员提出法律之外的政治和思想要求。美国总统上任宣誓,是手按《圣经》宣誓效忠宪法,支持理念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即社会行为由法来规范,精神世界由上帝解决。罗马教皇方济各访问美国,奥巴马率众到机场迎接,这是所有政治领导人不可能得到的礼遇。中国共产党不仅不把宗教信仰引入党内,革命阶段为了动员群众,还要打破宗教的宿命观,所谓“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因此,共产党必须承担管理社会的责任,并且还要扮演上帝的角色,以解决集团内成员,乃至社会大众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归宿,这就是反复强调要坚持共产主义信仰与社会主义信念的根本原因。
第二,中国共产党较西方政党拥有更丰富的精神资源。西方的政党政治采取的是议会道路,通过妥协寻找最大公约数,既然没有流血牺牲,也便不会产生高尚的精神,所以西方政党竞选从不谈自己比其他政党伟大,西方的政治观大致可以概括为,一群政客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进行的博弈,既然是利益博弈,更强调政治伦理规则,而不是道义力量,所以他们一般不要求党员牺牲奉献,包括国家领导人也不进行自我道德标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认定这种行为是高尚的,又因为这个过程需要付出大量鲜血和生命,因而生成高尚和神圣,进而在治党治国上也高度依赖牺牲精神。然而,进入执政阶段,已经没有或很少需要流血牺牲的情况下,神圣感只能从历史中寻找,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更重视自己革命史的原因所在。
第三,中国与西方社会的精神系统或精神抽象物各有鲜明特征。西方社会也树立了大量的精神载体,这些载体一般是建筑于民族或国家成长过程中发挥过独特作用的人和事,比如,美国的《独立宣言》、自由女神,开国元勋华盛顿、杰斐逊等,都是美国精神的载体,大量载体共同构成美国的价值体系与价值观念。美国乃至西方社会的精神载体多蕴涵着“民主自由人权宪政博爱”等价值元素,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其因为没有革命和反革命的评价尺度,所以,只要有利于表征国家精神的人物与事件都可纳入其中,且不会因政治生态的变化由褒而贬,或由贬而褒。我们显然不是这样,主流精神的构成及其载体都必须满足政治评价标准,只有充分反映党的价值观和“革命性”才可纳入。缘此,每一种精神载体的确立,都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符合政治标准和评价尺度;二是属于时代的呼唤,吻合现实需要;三是有独特的精神品质,不能与既有的精神载体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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