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TPP的根本之策（2）

当前TPP对中国的最大影响是在意识层面，我们要从五个方面加紧应对

中国发展观察：那么，TPP对中国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当怎样应对？

隆国强：TPP对区外的影响很复杂。一个自由贸易安排，从经贸层面上看，会带来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作为成员国，可以享受到贸易创造效应；非成员国则会受到贸易转移的伤害。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战略层面的影响。美国在TPP率先推动的这些新的经贸规则，短期内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TPP对中国有短期的影响，也有长期的影响。从短期影响来看，实际层面的影响要小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其一，TPP协定在各国获得批准还需要时间，要走复杂的国内立法程序。其二，它有一个过渡期，不是说一夜之间马上达到高水平，它的影响是逐渐释放的。对中国经济贸易发展的实质性冲击，应该说短期来看不会太大；到TPP真正开始运作的时候，才会慢慢体现出冲击效应出来。但是我觉得，在意识层面，短期内对我们的冲击很大。因为TPP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FTA，它是一个载体，承载着新一轮贸易规则的走向。面对新一轮贸易规则，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和回答。面对TPP，我们的战略应该是什么样？比如，是不是应该加入，还是另搞一套？如果要加入，是以什么样的条件加入？在什么时候加入？这些都是很关键的问题。而且这还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我们只能划定自己的底线，今后还要谈判，谈判的进程也不是单方面能够决定的。

实际上，中国面对TPP，并不是全然没有准备。在TPP谈完以后，我们的一些工作要加速落实。对中国来说，从根本上讲，面对的是一个高水平、高质量，而且叠加了一系列新的经贸规则的自贸安排。因此，我们应对TPP的根本之策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尽快增强我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就算明天TPP请我们加入，我们的很多产业可能都会受到冲击。

很多人在说，你看越南等国家都在TPP里边，他们扛得住，我们就扛不住吗？其实，问题不在于我们能不能扛得住，而在于我们前面所讲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影响在部门之间是不均匀的，不大可能是一个国家所有的部门都遭灾。TPP中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一定会有他们从中受益的地方，主要是劳动密集型部门，而他们的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可能就承受不了，但这些国家的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很少，比如基本没有汽车工业，那就用进口车好了。长期看，这样也许会锁定这些国家的国际分工定位，这是一个风险，但短期看，他们会获得好处，比如他们的一些产品进入美、日市场更加便利，相对中国来说赢得了很多竞争优势。而对于我们，其实情况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产业部门既有低端的，又有高端的。我们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要跟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竞争；而高端产业，要跟美国、日本竞争。我们如果现在加入TPP，所受的影响会很大。而且，中国有一个庞大的高端制造部门，虽然国际竞争力不太强，但规模确实很大，是靠国内大市场来进行竞争的。这些部门在我们参与多边谈判或者进行其他自贸安排时，都是要重点考虑的。所以，不存在什么“越南等国家都扛得住，难道我们扛不住”的问题，关键是同这些国家比，我们要调整的部门是很庞大的，调整难度也就很大。

因此，在加入TPP之前，我们先要做好自己的事，首先是一定要使我们的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的竞争力迅速增强；同时，劳动密集型部门要看到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压力，考虑如何维持我们的国际竞争力。

另外，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但要摒弃所有产业都要自己干的想法，这种想法已经不符合现代全球分工的趋势。每个国家都有其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产业，但是再大的国家，也别想做“全能冠军”，别想什么都会干，每一个产业都很厉害。有些事情就是通过国际分工更有效率。我们说，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里的潜台词是，中国人所从事的就业是高附加价值的，我们的人均劳动生产效率是比别人高的，这样才能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富裕国家。富国和穷国的分别就在于，所有就业者单位时间创造的财富是不是比别人多。现在的国际分工已经不是行业分工，而是价值链分工，上升到了全球价值链的高度。高收入国家从事高附加价值的活动，低收入国家从事低附加价值的活动，大家都在同一条生产价值链上，共荣共损，密切相联。我们要有这种新的认识。

加快我们产业竞争力的升级，事实上要做很多工作。口号喊得震天响，也喊了这么多年，没有实实在在的市场压力不行，面对压力没有行动也不行。现在压力传导得很快，这几年我们的出口从20%多的增长变成了负增长，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外部需求确实不好，二也说明我们原有的产业竞争力受到挑战，必须进行升级。我们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都是高保护的产业，汽车产业是一个典型。这些产业除了国内市场的竞争，需要开放式地发展，一定要让它们感受到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在这些产业较弱的时候，保护是没有问题的，美国、德国在工业化早期都曾保护过一些产业，学术界也有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但一个产业假如保护50年，就不是幼稚产业了，它会养成惰性，都成了“中老年产业”还保护，它就废掉了。所以，对产业的保护不能过度——水平不能过高，时间不能过长，一定要让市场逼着这些企业、产业以及政府的政策去做调整。

当然，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给了我们机会。这个机会不仅表现在我们可以发展一些新经济部门，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用这些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这有可能使我们实现“弯道超车”。比如汽车业，美国有三大汽车企业，很难想象在美国再诞生一家制造汽车的大企业，它怎么切入市场呢？但是由于新技术革命，出现了做新能源汽车的特斯拉，谷歌、微软要做无人驾驶汽车。新技术革命可能打破原来的产业格局，在一些大家觉得不太可能有新进入者的传统市场上，新技术革命带来新的竞争者。对国家来说也是一样。中国的传统汽车产业，在可预见的未来要想赢得国际竞争，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如果我们能抓住机遇，把新能源、无人驾驶等一些新技术与传统汽车产业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大大缩短进入国际市场的时间。这一轮新技术革命有挑战，但我们一定要把它作为重大的战略机遇，用最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它、利用它，增强我们的国际竞争力。中央力推“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第二，政府管理开放的能力要提高。

这么多年，我们总说全球化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理论上，参与全球化，效率是提高的，但从实际情况看，只有一部分国家在全球化中受益，有一些国家是受益不多的，有一些是受害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一个国家在开放的进程中，除了竞争力以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政府管理开放的能力。这个能力表现在，通过开放，能够抓住机遇，同时又能规避和防范风险，也就是趋利避害。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之所以能够趋利避害，从全球化中受益较多，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一直有底线思维。在开放问题上，中国没有走极端的激进式开放道路，正像改革一样，我们也是采取渐进式改革。这背后的逻辑反映出我们的文化，即古人说的“中庸之道”、“治大国如烹小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底线思维、风险意识。我们是在如履薄冰地推进开放，从地域上是渐进开放，从部门上也是渐进开放，在开放程度上也是渐进式的。如果政府的管理能力不够，有些开放的事情明明挺好，我们也不敢做。我们说TPP代表了下一轮高水平、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区，其实就是更大程度上的开放，政府管理风险的能力必须相应提高，如果管不好，就是外部的风险。想一想，发达国家是怎么剪发展中国家“羊毛”的？这里边不是单个企业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管理开放的能力问题。有这个能力，才能防范风险。我们要继续扩大开放，那就要有管理风险的能力，这是很重要的。

第三，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区域合作战略。

我们在党的文件里已经明确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我们也看到，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进程非常缓慢，甚至可以说是停滞不前。这其中有多边机制的内在结构性问题，譬如WTO成员增加，WTO的议事规则，发达国家对WTO发展回合的谈判主题不感兴趣，以及缺乏有力的大国引导等等，多种原因交织在一起，前景确实不是那么乐观。多边进程的停滞，并不意味着全球化要停滞，全球化还要深化，采取了另外的方式，不仅仅是原来靠多边推动，还要靠区域合作，推进区域一体化。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一年就发现了这一问题，就开始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到现在为止，我们谈成了14个自贸区，还有一些在谈判中。但是，迄今已经谈判完成的这些自贸区，我们的合作伙伴经济规模相对太小，我们跟世界上排在前几位的大经济体，都还没有自贸区安排。如果RCEP谈成，将是一个比较大的自贸区，中国、日本都在其中，有很大的人口规模。除了自贸区以外，我们还有其他方式，像“一带一路”，是一种开放的区域合作。

面对全球自贸区风起云涌的态势，我们可能要进一步加快步伐，现在我们已经很积极了，还需要更加积极。

第四，我们要加快推进国内的改革。

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是一个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国内不改革，开放走不远；国内改革滞后，开放也走不快。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深入地研究TPP的新规则。这些新规则，短期来看对我们确实有冲击，但是如果从长远来看，大部分的规则，同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方向上是一致的。所以，国内的改革特别重要。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把各项改革落到实处。只有加快改革，才能应对外部规则对我们的要求，应对开放对我们的影响。

第五，要增强我们参与全球规则制定的能力。

国家大、国家富，并不意味着其运用自己国力的能力也相应强。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小国，可以纵横在大国之间，国际影响力远远超过它的综合国力。同样，也有一些国力很强的大国，利用自己的国力、把它变为对国际规则影响力的能力并不强。中国现在变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我们影响国际规则的能力并不会自然增强，没有这种必然关系。所谓国家软实力，其中一个侧面就是运用自己硬实力的能力。所以，我们要把参与全球治理、影响规则制定的能力作为重要的命题来研究，增强这种能力。最近中央政治局专门学习、讨论全球治理问题，这体现出我们作为新兴大国或者说复兴大国，已经认识到了，在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化浪潮里，最重要的是让规则能够体现自己的利益，同时把自己的利益和全球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

现在正处于国际治理和国际规则调整的新阶段，给了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大国机会，而中国的崛起本身也是导致这个新阶段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国崛起，震动了原有的利益格局。我们有自己的利益，我们就要思考怎么把自己的国际观、利益观体现在国际规则上。这里边，从提出倡议，到宣传、推广，再到谈判，变成游戏规则，每一个环节都有很多功夫要提升。提出倡议是中国的一个弱项。总书记为什么强调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际规则的角度，总结我们的发展理念，梳理和确定我们的诉求，这是智库的职能；到国际社会上宣传、推广我们的理念，也是智库的职能。因此，对于提高话语权、设定议题的能力，我们得有充分的研究。而如何推行我们的主张、理念，让别人普遍接受和支持你，变成一种规则，这其中的工作就更加细致。不是说一个国家大、强，就可以逼着别人怎样，也不是说可以拿钱去收买别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成为国际上重要的领袖国家，是要讲道理的，是靠自己的引领让别人跟着你，而不是就某一件具体的事跟别人做交易。所以，从倡议开始，就要体现自己的理念、体现自己的利益，也要考虑国际社会、不同国家的利益，寻找更大的公约数。这就需要对很多其他国家做深刻的研究，这里边就能看出什么叫作国家能力，智库是国家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绝不是说一个国家GDP大了，生产、出口的产品多了，就是一个强国。经济力量、科技力量、军事力量，这些是硬实力，此外还得有软实力，也就是怎样用好自己的力量。

总地来说，应对TPP，对我们最大的触动是给了我们紧迫感。刚刚说的这五个方面，都要进一步提速，加紧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