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宝：文艺创作要超越“杯水风波”（4）

“纵”“横”的交错的，最核心的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每个历史时期、各个民族共同的旗帜，是永久的主旋律，也是我们的文艺作品永远要讴歌的主题。它既是个人的道德素养，也是我们整体的民族精神。佛教，他是最出世的，出世程度高于其他宗教。佛教的上报四重恩其中就有一个国土的恩，报国土的恩。现在有的人拿了外国护照了，入了外国籍了，如果他们还记得国土恩，还有爱国主义的情怀，还能坚守我们老祖宗的文化本根，说明这样的人良心未泯。

我们的中国精神，从文化传统来说，一个是文以载道的传统，一个是以文化人的传统。文以载道最早是唐朝的大散文家韩愈提出来的，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写的两句话，就是对韩愈的评价，说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大家学了中国文学课，应该都了解韩愈，他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他很不满于东汉、魏晋、宋齐梁陈，一直到隋以来的萎靡的文风，他要清扫荡涤这些让民族精神萎靡的文风，致力于恢复先秦两汉的文风。先秦两汉的文化传统是什么呢？文以载道的传统。文章、文学绝不是个人感情的抒发，也不是哗众取宠、媚俗的产物，而是要有担当的，作品本身应该成为载道之器。

道济天下之溺，天下都沉溺了，堕落了，于是，就要用文学这个载道之器，用文学作品所承载的大道来拯救世道人心。所以，任何一个动笔写文章、写作品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社会担当。好的文章可以道济天下之溺，甚至可以挽狂澜于既倒，把社会风气给纠正过来。

习总书记这时候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提出文艺繁荣发展的问题，提出创作问题，提出文以载道的问题，这同我们当前“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密切相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果没有文艺的繁荣发展，不能叫“全面”，也不能叫“建成”；全面深化改革，就有文化体制的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这里面就包括文化立法；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和文风是密切相关的。延安整风，毛主席就专门整顿文风，提出三句话，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那些搞党八股的人是有害的，他们写的东西是毒品，毛主席说，他们如果自己看还不要紧，有的还要上墙，那就影响别的人了。还有的拿去出版，在报上发表，那毒害的人就更多了。你想一想，文艺作品如果导向不正确，如果都是有毒有害的内容，那会害了多少人啊？

所以毛泽东同志下决心在整顿党风当中来整顿文风，并且随后立即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做了一个著名的讲话。这个历史性的文献，首先就提出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延续到今天仍然存在，而且显得更为重要，更为严峻，更为迫切。延安整风时期，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当时的目标很明确，大家万众一心，就是抵抗日本侵略，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建设新中国。现在呢，我们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样需要万众一心，现在是否做到“一心”了呢？怎么做到“一心”呢？就需要核心价值观的凝聚，需要中国精神的凝聚，需要爱国主义的凝聚，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万众一心。我们要在文艺作品里好好地来反映这个问题，不是反映我们一个人的感情世界，也不是为了讨好某一些阅读群体、观赏群体，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着想，要为子孙万代着想。因为你的作品出来了，不光横向的传播范围很大，而且从时间上来说，流传得很久。如果你的作品思想有害，而艺术上又能吸引一些人的话，那更可怕，就像用一个人，他没有德，但是他有才，与其用这样的人，还不如用一个有德无才的。

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既然是文艺作品、精神产品，就要有感染力。“文化”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就是以文化人，要收到这个功效。文化不是空洞的说教，是要用你的形象、你的情感、你的艺术表现手段来感染人、打动人，进入人的心灵。文艺作品，可以实现对人类灵魂的塑造；文艺工作者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同老师讲课不一样，同政治家鼓动宣传不一样，同平常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一样，而是要用文艺作品来打动人，所以，一定在体裁、风格、表现手法上是有创意的，甚至发前人所未发，想前人所未想。要努力表现人人意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东西，要出这样的好作品。

三、要把文艺创新作为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动力

文化的创新能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引擎。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有人认为，说到创新两个字，好像同我们的民族距离比较远。实际上不是的。大家好好读一读《周易》，《周易》是群经之首，《周易》有三个主要原则，一个是简易，一个是变易，一个是不易。“不易”是什么呢？“不易”就是形而上者谓之道，这个道是《周易》所要表达的本体，研究易学的著作汗牛充栋，但是最根本的离不开这个本体，就是不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个“道”是天地万物的本体，也是人的本体，这个本体，易学家称之为不易，尧舜禹汤称之为忠，孔子称之为仁，宋明理学称之为诚，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儿。形而下者谓之器，天地万物可以说都是器。看得见，摸得着。我们的物质文化是器，这大家容易理解，制度文化也是器，各种制度，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器。人的每一个行为，甚至说人的每一个念头，人的每一句话也可以是器，有形的器。这都是变动不居的，恰恰是在这种变动不居之中体现了不易，这个天地之道。所以《周易》里面就提出了“与时偕行，应时而变”这样一个重要原则。

我们党在十五大的时候就提出了与时俱进，这可以上溯到《周易》。《周易》应该说同我们的民族一样的古老，不是到孔子才有的，伏羲画八卦嘛，文王演易嘛，孔子做传嘛，在伏羲画卦之前，已经有易的思维，不然他画不出来。这是我们老祖宗的思想源头，是千万年来的对天地人的根本认识，是最高的理性思维。

与时俱进，与时偕行，应时而变，重要的就是一个“时”，“变”同“时”是相关的。有了“时”，有了“变”，《周易》里面最能表现“变”的思想的就是革卦。革卦，“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命这个词就从这来的，就是从《周易》里面，这个《易传》里面来的。所以，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清华大学的校训就是这两句话，台湾的清华大学也是这两句话。

张岱年先生已经过世了，北大的老教授，我国著名的哲学家，他甚至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就是这两句话。天地在运转，君子要自强不息。创新就是自强不息，不息是生命的特点，叫生生不息。在这个生生不息当中，与时偕行，自强逐渐发展起来。所以，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是以创新为主要精神标志的。

文艺，作为器的一部分，刚才说了，文以载道，不光文以载道，什么都可以载道，行以载道，心以载道，每一件器物都可以载道。那么，文以载道，也要创新，真正创新了才能载道，不然它没有载道之力，它不能成为载道之器。如果是一篇空洞的说教，对人没有任何感染力、影响力，就是孔子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走不远的。

古人一直非常重视文学、文字的感染力量，它的传播力，它的深入人心的穿透力，这都是通过文艺创新来达到的。现在，我们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非常重视创新这个问题，中央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创新包括各个方面，观念的创新，体制的创新，管理的创新，科技的创新，思维的创新，文艺的创新又走在一切创新的前面。刚才说，文艺是整个文化的前哨、触角、探头、神经，所以它在创新方面是最敏锐的，它最能够开启一个民族的创新活力。这么多年没有大家，没有精品，说明我们在创新方面萎缩了，处于一种没有振作的状态。怎么办呢？还是要回到我们的文化本根上，找创新的最古老的基因，把这个注入我们的精神。

也就像张载所说的，继往圣之绝学，继承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如果没有继承传统的前提，你谈不上创新。所以，首先我们要把文化当中这些最古老的创新基因注入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担当起历史的使命，担当起道义的责任，这几种条件综合起来，加上当前对创新的迫切需求，加上创新的激发点、出发点，以此来催生你的灵感，催生创新的火花。

文艺创新包括内容创新、形式创新、风格创新、表现手法创新等，现在提出来文化与科技双轮驱动，像美国大片，用一个3D技术，就不一样了。中国人是很聪明的，但是这么多年模仿的比较多，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粗制滥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用文化创新、文艺创新，激活创新的活力。我们不光是写几本小说，写几首诗，搞几场戏，谱几个曲子，我们要用创新性的创作，用文艺精品，来唤醒全民族的创新生命、创新热情，这样才无愧于这个时代。

今天就同大家交流到这里，提出一些粗浅的体会，请大家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