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高速增长中 使产业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 （2）

在迈向中高端发展转型升级过程中，虽然我们也要让短期的、总量的、需求面调节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所作为，但是根本上还是要回归新常态下注重供给面调节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尤其是要让那些中长期的、结构性的、供给面调节的经济政策发挥作用，注重在市场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发挥政府的作用来实现。即为了协调好稳定增长和结构调整的关系，主要政策变量应该主要从供给端进行选择，具体来说主要是：

第一，以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制度创新红利，激励潜在增长能力提升，同时形成促进产业向中高端升级的新的体制机制。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经济体发展的经验表明，追赶型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20%左右的水平时，可以在后发优势的驱使下，使年均增长速度在9.2%的水平上维持20年左右。现在我国就进入了这一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阶段。当前我国的潜在增长率被一些旧的体制机制所束缚，而后者绝大多数是在过去的改革中一直没有触动或者没有攻破的。这需要通过制度创新释放的改革红利。另一方面，形成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的体制机制，也是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所必需的基础环境。以产业升级来说，其形式分为产品升级、工艺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四类，它们其实都是由企业家的微观选择行为和市场决策决定的，只有让企业和市场自我选择和决策，产业升级才可以使激励和约束相容。如果仍然由政府官员来决定，则不仅扼杀微观效率，也会阻碍宏观目标的实现。

第二，以创新驱动国家建设释放生产率提升红利，重塑增长的新动力，同时形成推进产业迈向中高端的技术体系。过去我们的增长主要是靠学习模仿，具体形式是承接国际制造业外包订单，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开始做起。因此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未来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将会极大地释放生产率提升的红利。这关键是要形成推进产业迈向中高端的技术体系。在科技创新方面，我国已步入以学习模仿为主转向模仿与创新并存的新阶段，急需以国家目标和战略需求为导向，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布局一批体量大、学科交叉融合、综合集成的国家实验室，优化配置人财物资源，夯实科技创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作为创新驱动国家建设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面向市场的产业技术创新，必须同时创造出技术来源、市场需求、竞争力等三个必要条件。“十三五”规划对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有很多思路上和运作机制上的大变化，如对技术决策的目标，强调从整机转向关键部件和关键技术。还有，现在的技术决策体系是政府主导，未来技术决策的理念和机制将逐步向市场选择转变。

第三，以金融改革推动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力度，提升投资和资本效率，为实现中高速增长和中高端产业目标提供金融支撑。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严重失衡的问题，表现为“实体经济不实，虚拟经济太虚”。近些年来，这个越发严重的矛盾一是引诱实体企业放弃实体经济活动，转而“一窝蜂”地去从事股票、房地产等虚拟经济业态。二是资金进不了实体经济，而是在虚拟经济中“空转”。三是实体企业因为微利或严重亏损，不仅无力进行创新，而且更有可能是被迫放弃实业，或破产倒闭。经济运行出现“脱实向虚”倾向的根本原因，不是我国金融发展过度了，而是因为现代金融业发展不足，是长期存在的“资产短缺”现象所导致。现在我国已经从“商品短缺”、“资本短缺”阶段，正式进入到“资产短缺”阶段。由此伴随的，是严重的产能过剩和资产价格泡沫。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有通过金融改革、创新和深化，千方百计大幅度地鼓励实体经济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增加优质资产供给，也即提高实体经济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的比重。这涉及我国融资结构的重塑问题，应该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之一。

第四，以人力资本概念为核心调整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把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把汗水经济转化为智慧经济。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可以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但是调整增长方式和提升产业结构水平，关键还是要靠提升人口质量，把主要依靠劳动力的发展格局转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的发展。激励人力资本的形成和有效使用，一方面会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这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之一；另一方面会给企业的产业升级以成本倒逼的压力，同时也会取得支持产业升级的人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