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代议制民主陷入重重困境

在工业革命和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新兴资产阶级为防止王权专制和权力垄断，接受并推行代议制民主，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以求实现国家权力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应该说，西方代议制民主在历史上有其进步意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代议制民主并没有与时俱进，而是固步自封。近年来，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西方国家政治、社会呈现出明显的“极化”特征，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西方代议制民主无力解决这一难题，陷入重重困境。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难怪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会发出“美国民主已死”的感叹。

西方代议制民主陷入重重困境

一是议会与政府权力分立异化为朝野分裂与权力掣肘。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议会立法权与政府行政权之间的矛盾尚不突出，议会在国家结构中往往发挥决定性作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后，垄断资产阶级为便于控制国家权力，实行政府扩权，弱化议会权力，导致国家权力由议会向政府转移，行政权力极度膨胀，政府与议会、执政党与反对党矛盾日益加剧。

20世纪3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盛行，许多国家政府职能加强，行政集权趋势明显，内外重大政策多由政府制定和执行。一些国家政府甚至有权解散议会，召集大选，议会则成了“橡皮图章”，“三权分立”有名无实。议会作用弱化，自然给政府权力膨胀带来机会，国家权力中心向政府转移，议会立法和监督作用更不易发挥。美国总统行政权与国会立法权长期缠斗不休，这已成为美国政治的一个顽疾。随着权力博弈愈演愈烈，政府与议会常常是各干各的，相互制衡的目的可能达到了，出了问题却谁也解决不了，这一点在经济危机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当今网络化时代，媒体成为“第四种权力”。为取悦舆论，政府和议会更特立独行走极端，缺乏理性沟通和宽容理解，朝野矛盾和政治分裂进一步加剧。

二是政见分歧导致议会立法和监督功能紊乱。西方国家议会中的政党往往因政见分歧而相互倾轧、恶斗不止。近年来，美国政治中的“极化”特征日益显著，共和、民主两党的理念和政策分歧拉大，为了维护自身政治利益，两党常常互不妥协，在国会讨论有关议案时，为反对而反对成为普遍现象。美国《外交》杂志曾有评论认为，美国国会实际上是一群极端分子在作战。2010年3月，由奥巴马总统倡导、民主党议员全力推动的医改法案在国会通过时，几乎完全是以党派划线：参众两院中没有一名共和党议员支持该法案。这种现象在美国国会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在欧洲一些国家，左、右翼政党在“大政府”与“小政府”主张之间游移不定，议会效率低下，对政府的监督能力下降，多党民主最后变成多党角力，加剧了欧洲政治的“极化”现象。

三是精英民主与社会参与民主尖锐对立。在西方代议制民主下，公民投完票后便退居一旁，国家事务由“代表们”决定，这些代表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理人——“政治精英”。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选举制度下的“一人一票”看似平等，其实不过是将政治权力由资产阶级的左手转移到右手，又从右手转移到左手，掌握议会和政府权力的始终是“政治精英”。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带来的人们交往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深刻变化，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持续高涨，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对工业社会产生的精英决策、社会追捧的代议制民主运作模式不感兴趣，要求建立一种网络式、扁平化、无中心的平等参与模式。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曾分析道：“万事都要亲自参与的这种哲学，正在美国各地自下而上地传播开来。”不止在美国，近年来，西班牙、希腊等国民众频频发起各种抗议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破除精英民主，实行广泛的社会参与民主。

四是选举民主的实质是金钱民主。西方代议制民主下的选举，候选人仅靠政策、演讲和口才是很难胜选的，必须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美国是典型的金钱政治国家，选举一向被称为“烧钱游戏”。曾帮助威廉·麦金莱赢得1896年总统大选的马克·汉纳就曾说过：“要赢得选举，需要两个东西。第一是金钱，第二我就不知道了。”1980年美国大选花费1.62亿美元，到1988年翻了一番，达到3.24亿美元， 2004年达8.81亿美元，2008年足足花掉24亿美元。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对公司政治捐款的额度限制，后又取消了个人向候选人和政党捐款的额度限制，2012年大选总开支达60多亿美元。在选举中得到捐助的政党及候选人上台后自然要“投桃报李”，捐者得官成为常态，如奥巴马在2009年初就职总统后，大量委派他的竞选赞助者出任驻外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