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产能过剩是经济下行的结果而非原因。在处理产能过剩问题上,我们有过深刻教训。以钢铁行业为例,世纪之交的通缩时期,我国钢产量为2亿吨,政府认为产能严重过剩,开始打压产能。但通缩之后我国钢产量快速提高,预计今年产量将接近7亿吨。这说明当时打压产能政策是有问题的,没有考虑到未来经济增长对产能的需求。打压产能的另一严重问题是政府倾向于保护国有企业、打击私营企业。
“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出要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面对产能过剩问题,也要坚持这一原则,让市场淘汰过剩产能。如果国有企业亏损严重、私营企业盈利较好,那么就让市场淘汰掉国有企业。如果政府认为私营企业污染问题比国有企业严重,那么政府的作为应该是对私营企业严格执行环保标准,而非直接打压。打压私营企业既是对产能的浪费、也是对私有产权的伤害。现在经济下行,又出现国有企业受保护、私营企业面临巨大压力的苗头,须切忌重蹈覆辙。
第三,投资回报率下降是顺周期结果。投资回报率下降是经济下行的结果。一是投资效率顺周期,现在经济处于低谷,投资效率也低。二是很多产能闲置,投资回报率必然下降。三是地方政府的很多投资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利润率本身就比较低,而且不应只算经济账,还应考虑社会回报。如果把基础设施的正外部性考虑在内,投资回报率要比账面上高得多。因此,不能用投资回报率的下降来反对投资。
第四,通过信贷扩张支持实体经济。负债率上升也是经济下行的结果。经济紧缩时期,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订单减少,资金流紧张,出现坏账。此时只有继续扩大信贷规模,为实体企业提供流动性,支持其渡过困难阶段,才能更好解决坏账问题。我国现在的信贷政策希望精准定位到中小企业,但实际上很难。因此还应更多采用数量手段。现在央行降息幅度很大,但是降准力度不够,每次降准只是降低0.5个百分点。2004年存款准备金率是8%,现在高达17%,还有很大降准空间。全面降准可使得市场上资金流更加宽裕,经济运转良好,才能解决问题信贷问题。
政府债务短债换长债的债务置换是正确的。基础设施的益处由几代人享受,债务就不应只让我们一代人担负,应该匹配项目现金流期限与债务期限。根据日本经验,对内举债风险较小,而且我国负债水平并不高,仍有加杠杆空间。同时应该大力发展市政债。财政刺激还需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发行市政债是解决地方政府融资问题的好办法。它将政府和融资平台隔离开,好的市政建设项目可以直接在资本市场上融资。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