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制度的结构性张力将动摇西方社会的根基

1975年，一份由欧、美、日学者共同组成的三边委员会发布的题为《民主的危机》报告指出，由于民主制度所具有的内在缺陷，西方社会的民主政府几乎已经丧失了履行职责和发挥功能的能力，民主无法以自我维持和自我均衡的方式运行。对于民主政府的要求在增加，而民主政府的治理能力却停滞不前，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社会显露出来的民主统治能力的主要困境。

历史惊人地相似。40年之后，西方民主制度的结构性张力再次凸显出来。在西方社会遭遇大量的社会问题和民众诉求面前，西方民主政府又一次面临着难以应对的困境，西方社会正在变得无法治理。

西方民主遭遇治理危机

近年来，西方社会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一再爆发，且一次比一次强烈。在危机面前，西方民主政府的应对捉襟见肘，举步维艰。严重的债务危机、财政紧缩导致政府关门，而愈演愈烈的社会运动和街头政治也使得政府难以招架。一度被认为是西方社会坚实基础和中流砥柱的中产阶级，也开始因对民主政府失去信心而走上街头抗议。

二战以后，西方社会的经济实现了较快增长，持续的经济繁荣催生了一个个高消费、高福利社会。高福利社会反过来刺激了民众的高要求，西方各国政府以借债的方法来迎合选民。然而，在今天，由于金融取代实体经济而成为主导产业，实体经济不断萎缩，经济结构陷入失衡，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甚至衰退。结果，政府在医疗、教育、失业、贫困以及其他社会保障、社会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方面的供给出现短缺，民众普遍不满、社会矛盾尖锐。在所谓的自由竞争市场中，社会资源配置不平等加剧，贫富分化严重，阶层固化明显，中产阶层利益受损且队伍萎缩。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经警告，当代美国的社会流动、国民收入和资源分配处于两百多年来“最糟糕的时期”。

对此，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几乎束手无策。囿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观念，西方政府很少主动纠正市场经济带来的缺陷，即便有心，也在党派、利益集团的绑架下对所面临的公共问题无从下手。在经济衰退和社会矛盾面前，西方政府和社会日趋保守，在国际贸易、移民、宗教等问题上排外主义心态加重。在极端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价值观引导下，民众目光短浅，缺乏共识，对异质文化宽容度低，社会群体冲突、部族冲突层出不穷。

西方民主制度的健康状况比看起来更糟糕。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民主已死？》文章中指出，民主让我们过于自负。尽管民主的价值是正确的，但民主制度无法兑现这些价值。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国家、企业、社会不断调整自己去适应这些变化，民主制度显得迟缓、官僚而又脆弱。导致人们对民主政府大失所望的真正原因是，人们认为生活中迫切需要的改变迟迟没有发生。民主体制光给投票权是不够的，还需要收获实实在在的成果。然而，目前民主制度却没有做到这一点。美国学者福山在《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中也指出，制度的稳定性正是政治衰败的根源。当人们对制度的认知固化、得势精英用权力阻挡变革、维护自身地位，以及利益集团维护自身利益而不愿改变现状并对改革充满抵触时，制度便会跟不上外部环境的变化，逐渐走向政治衰败。

不管在英国还是在美国，强大的利益集团严重阻碍国家进行实质的、必要的改革。西方民主政治在两个舞台上进行：前台是政党、选民、政府、国会及最高法院围绕立法、预算和税收展开角逐；后台则是利益集团为了让公共政策有利于他们特定的目的而展开竞争。西方国家中利益集团和游说公司数量惊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1981年有游说集团2500家，2009年则增至13700家。掌握大量金钱的利益集团垄断了后台政治。当金钱“越界”进入政治领域后，候选人日益依赖经济支持者资助他们的选举。这给了金钱提供者有权力决定谁是最终可以当选的候选人。大多数时候，选举资金占优的一方政党最终赢得总统宝座。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认为自己不是生活在自由民主社会中，而是受到“财阀统治”或“公司统治”。

与西方民主困境相伴随，全球民主发展进入了一个衰落的时代，不仅老牌民主国家陷入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提升、政府效能低下的窘境，新兴民主国家也接二连三地出现民主崩溃和民主恶化现象。西方学者戴蒙德感慨道，“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民主的衰落期”。西方最有影响的自由主义杂志《经济学人》于2014年3月发表了《民主出了什么问题？》，承认“西方民主在全球的发展陷入了停滞，甚至可能开始出现了逆转”。根据《经济学人》的调查，在167个国家和地区中，有91个出现不同程度民主状况的恶化。德国的“贝塔斯曼基金会”对全球129个后发展国家的民主质量分析指出，截至2014年，只有16%的国家属于巩固的民主国家，43%属于有缺陷的或严重缺陷的民主国家，41%属于威权国家。西式民主制度正在全球范围内经历着40年来前所未有的大举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