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制度的结构性张力将动摇西方社会的根基（2）

西方民主制度结构性张力日益凸显

日益增长的权力不平等、技术官僚统治、不负责任的政治精英、严重的政治极化现象，使得民众对美国民主的信任不断下降。究其原因，是西式民主制度存在着结构性张力，且这种结构性张力正日益凸显。

近代以来，为了克服大规模人口的局限以及专业性问题，西方民主制度采取代议形式，通过将公共权力委托给代表的形式实现国家治理。普选制、议会制、政党制就构成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主要内容。然而，代议制一诞生，便开始远离民主的本质。近代民主思想家柯尔就曾质疑：代表们办理选民委托的事情时，这些事情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选民的意志是不可知的。议会宣称在一切事务中均代表所有的公民，实际上却在一切事务中谁也没有得到代表。而选民在投完票之后，就无法真正地控制代表，对代表就已经无能为力了。更可悲的是，在当代，代议民主日益远离普通公民，简化为以政党竞争选票为内容的间接的选举民主，选举甚至成为民主的唯一形式。

正统的西方民主理论认为，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党或政治家是选民投票过程中多数决定规则作用的结果，它反映了大多数选民偏好的集中。然而，选民的公共选择面临着投票悖论。广大选民在不同政党之间选择，而选择的依据就是这些政党的纲领中罗列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的优先次序、处理方式等。对于某个选民而言，他可能赞成某个政党纲领中的某些政策主张，同时却反对该政党纲领中的其他几项政策，而特定选举规则下的多数选民投票选择了该政党为执政党并稳定地执政数年。当全体选民理性地进行投票时，投票结果虽然产生了一个执政党或执政党联盟，但该执政党或执政党联盟的民主性却是不足的。在这种投票机制下，投票无法真实反映民众的利益诉求，大多数选民对投票的结果不满意。这就是西方国家大选的投票率持续下降的真正原因。许多国家选民的参选率不到一半，当选者或政党仅仅得到少数国民的支持，其合法性受到普遍质疑。美国著名民调机构盖洛普公司2014年7月的民调显示，仅15%的美国人认可国会议员的工作，美国国会的民众支持率长期徘徊在16%左右。正如已故美国政治学家威廉·赖克所言，民主不再是人们寻求自治的一种方式，不是去选择那些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处的领导者，而不过是选民通过投票驱除那些腐化无能的领导者的方法而已。

在西方政治生活中，政党将竞取选票当作唯一目标，为了争夺执政地位不惜陷入恶性争斗。为了吸引选民，政党意识形态、政策主张的极化现象严重。两极分化的结果使国家变得茫然无措。在美国，激烈的政党纷争使得政府难以有效运作而经常性地瘫痪，已经成为了一个系统性问题。自2010年共和党取得众议院的控制权以来，党派对峙几乎阻挡了所有政策议题的推进，奥巴马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议案不是无法通过，就是被削弱到几乎毫无作用的地步。政党不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致力于国家长远规划的民众代表，而是逐渐蜕变为选举机器。为了获得选票，政党或候选人竭尽全力讨好选民，而一旦获选，对选民的所有许诺就变成一纸空文。这使得选举远离民主，徒有形式。

与选举民主日益背离民主的实质相对应的是，政府内部传统的分权制衡机制日益蜕变为一种“否决政治”，逐渐演变为限权掣肘机制。传统的分权制衡理论通过职能分工和人员分工，既使得政府职能得到有效行使，也能够避免权力集中和权力滥用。但是，这种理想的假设在今天遭遇了严峻的挑战。立法、行政、司法部门之间各自以民主的名义制约对方，限制其权力范围。在美国，预算法案的制定权在政府，但决定权却在国会，参、众两院均可以用手中掌握的否决权来阻挠法案的通过。任何一名参议员均可以对政府提出的人事任命案使用“匿名阻止表决权”。这使得行政部门要通过任何一项决策均可能面临阻碍。当这种“否决政治”与党派竞争结合起来时，“政府失灵”便不可避免了。同时，制衡也体现在利益集团、社会力量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游说政府，使得政府在利益集团面前难以取舍，而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的极化导致利益集团之间难以达成妥协，政府决策往往陷入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