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唯物史观的现代性书写 （3）

警惕陷入“半现代”的历史陷阱

其实，在中国新现代性、中国道路问题上，“半现代陷阱”问题更为至关重要。自1840年至今，清王朝和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相继灭亡退场，都不是在纯粹封建形态上，也不是在完全现代化形态上，而是走在半现代化过程中灭亡的。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半现代”就是一个值得我们特别警醒的历史陷阱。比起纯粹的前现代来说，片面的、局部的和阶段的现代性，似乎多了一些东西，容易使人陷入超然的陶醉和暂时的满足，甚至对于某些既得利益阶层产生依赖和迷恋。但是，“半现代”依然无法从根本上完成历史性重大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必须彻底摆脱“半现代化”过程，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宏阔历史进程的逻辑必然。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导引着中国现代化必然形成清晰的目标指向和明确设计，而不是进行所谓“走一步看一步”式的道路探索，以满足于一时的发展，同时更导引着渐进式改革必然要打破利益结构、体制机制完全固化的藩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积极的制度化运行的有效动力。客观上，现代性的秩序是稳定的，现代化导致不稳定，半现代状态就是特不稳定时期，正所谓“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矛盾加速积累，问题急剧增多，因而不稳定。所以，重写中国新现代性，解决问题主要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加速实现中国新现代化。

中国的新现代性用中国方式解答了世界现代化在中国的问题，也创制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多元现代性道路。因此，中国特色的新现代性绝不是与世界现代性隔绝的另类，也不是照抄照搬式的空间平移，而是一种重新书写和重新解答。中国的新现代性道路不仅是对世界现代性路径的丰富和拓展，也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在中国语境中重新创制的重要基础。我们要用中国当代的唯物史观来观视中国新现代性，更需要用中国新现代性实践来开拓中国的唯物史观。从中国独特的现代性历史和问题出发，以中国的历史坐标为尺度来加以校准，坚定地站在中国立场上，从自己的历史语境中重新出场，原创地书写中国自己的新现代性，以此重新创造自己的理论话语，这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人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