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软实力的“话语陷阱”

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后，持续引发了中国学者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对软实力的重要性亦从学术讨论进入社会实践，并“借用既有文化资源与意识形态，赋予了软实力迥然不同的诠释”。基于中国立场和价值本位，在中国的对外和对内文化政策中，一方面需要努力寻求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支持，一方面需要以意识形态和商业并重的方式，在与发达国家的战略博弈中不断提升与文化相关的国家利益。

软实力概念在中国不断升温

就对外实践而言，中国选择的方式如时殷弘所说，是“在绝大部分时间和绝大部分方面压倒性地依靠和平的国际交往，依靠广义的‘软权势’，特别是和平贸易、国际协商和‘微笑外交’”，特点在于“其非暴力伤害性、渐进累积性、广泛弥漫性以及很大程度的互利性，这样的力量是最不易阻挡、最少引发强烈阻力、最小化的成本发生和后果方面相对最可接受的”。在内部实践方面，主要是通过国家决策者的自觉选择，大规模运用文化产业开发和推动文化产品等手段，期待使文化产生影响力而发挥软实力的功用。2011年以来，中国政府还做出了“文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力求通过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培育有实力有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发展文化创意、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鼓励文化内容生产，提升文化品牌的树立，推动文化产品直接进入国际文化市场。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是，中国此举把软实力建设作为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组成，实现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关系。总之，相关讨论在中国各阶层不断深入，热情和信心也在不同人群中增长。

约瑟夫·奈认为，一国软实力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在很多方面对他国具有吸引力的文化，在内外事务中遵守并实践的政治价值观，以及正当合理、具有道德权威性的对外政策。以此为基础，一些中国学者提出了“文化软实力”，涵盖一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共同具有的、体现鲜明的民族精神特质的精神魅力和影响力，涉及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科技与教育实力、文化遗产和文化产品、国民素质与道德水准，也包括知识、体制的创造力和决策、外交等方面的智慧与实践等因素。在这些学者看来，文化软实力是一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手段和工具，必然包含着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基本价值取向，必然以其特定的精神魅力而为民族国家参与国际竞争服务。一些学者和机构还把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安全的讨论关联在一起，主要关切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免于内部或外部力量的影响，确保中国充分完整的文化主权，维护国内民众的文化、民族与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