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在国民党内工作（5）

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赶到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住所，同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商量对策。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也在那里，他们俩都主张反击，毛泽东建议动员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密赴肇庆叶挺独立团驻地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兵权。[15]但遭到拒绝。随后，他又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了解情况，正好碰上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周恩来回忆说：“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16]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等对情况的分析是：黄埔军校有五百多共产党员，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五个军的军长和蒋介石有矛盾，而蒋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我们还掌握了一个叶挺独立团，从力量上看是可以反击的。只要我们态度强硬，国民党左派也会支持我们。

这些建议都被拒绝。当时正率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在广州访问的依文诺夫斯基也不同意，他是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在处理中山舰事件中事实上处于决策地位。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主张妥协。三月二十九日还发出指令说，“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蒋介石确实很快从中山舰事件陷入的政治危机中“拔出来”了。不到两月，他就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借口避免“党内纠纷”，提出一个《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彭述之来指导出席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讨论是否接受此案时，一连七天都没有结果。最后，张国焘按照他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以及陈独秀商定的意见，要求与会的共产党员签字接受。毛泽东没有签字，全会表决时也没有举手。具有讽刺味道的是，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都激烈地反对《整理党务案》，以至声泪俱下。但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此案。

根据《整理党务案》，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离开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位置。此后，他的主要精力转向另一件事情了。

那就是农民运动。

注：

[1] 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周刊，１９２３年７月１日。

[2]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共三大通过）。

[3] 《中共中央第十三号通告》，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２５日。

[4][5]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１９２４年１月。

[6]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０２页。

[7][8]  大德：《上海执行部小史》，《现代史料》第１集，１９３３年。

[9]  茅盾：《回忆录》，《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０年第３期。

[10]  毛泽东：《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政治周报》第１期，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５日。

[11]  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政治周报》第４期，１９２６年１月１０日。

[12]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１９２６年１月。

[13]  茅盾：《回忆录》，《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０年第３期。

[14]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插话，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１７日。

[15]  茅盾：《回忆录》，《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０年第３期。

[16]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