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新思维看待结构转换期（2）

驾驭大国经济应注意思维理念问题

驾驭大国经济的平衡之道要注意以下几个思维理念问题：

更加注重规模平衡，高度警惕缺口风险

大型经济体应该是一个平衡体，一旦出现了缺口一定要想办法填补，否则就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近来中国经济遇到的一些问题，与缺口管理不到位有关。缺口之一是净出口下降产生的缺口。金融危机后，净出口对GDP贡献不断下降，甚至出现了负贡献。刚开始，我们主观上判断可以通过拉动内需来填补净出口所产生的缺口，但对于如何从战略上启动内需并没有前瞻性考虑，以致于大量短期应对措施仓促上阵。缺口之二是投资缺口。2009年第四季度开始实施的“4万亿”投资计划，到了2011年突然急刹车，导致投资出现缺口，形成巨大的纵向市场收缩与横向波及效应。2010-2014年，投资增长的速度不断下降，尤其是政府投资突然减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减弱。而观察美国在经历4轮量化宽松政策（QE）后，退出QE以及之后的加息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缺口之三是消费缺口。从道理上说，在出口萎缩、投资下行的情况下，必须通过增加消费来弥补缺口。2012-2013年，控制政府消费性支出是完全正确的决定，但我们没有同步启动私人投资与居民消费来弥补由此形成的缺口。

更加注意总量和结构的平衡

大国经济体不仅有总量的问题，更有结构的问题。有时会出现结构不合理，甚至在总量过剩的情况下的结构性短缺。考虑大国经济不能简单地看几个总量指标，要透过总量看结构。以钢铁产能过剩为例，2013年全国钢材产量为10.7亿吨，受制于技术水平，钢材出口量仅为6234万吨，但同时还有大量高端钢材依靠进口，如新能源汽车、高铁、大飞机、航天、船舶等重点领域的关键钢材，高标准模具钢、特种耐腐蚀钢等高端钢材产品等仍然不能自给。类似的情况也普遍存在于许多其他行业。我国目前是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短缺，仅仅控制总量，解决不了问题。从产能的结构来看，政策选择应该是有保、有压、有增、有减。

注重借鉴西方经济理论与经验和走中国特色道路的平衡

很多人拿西方经济的理论来衡量中国经济的现实，也会产生“水土不服”。以去杠杆的政策建议为例，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宏观经济环境，会产生不同的杠杆特点，所以判断杠杆率是否过高是很困难的。但一些研究报告不顾中国实际情况，直接拿中国的数据与欧美等发达国家进行比较，一旦某个或某些指标的数值与国外有较大差异，就得出杠杆率过高的结论。殊不知中国经济的很多特点并不同于欧美，以央行资产负债表特征看，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扩张很大程度上是由外汇占款、存款机构缴存的准备金等负债端驱动的，与美国联储的资产扩张有很大的不同，在货币杠杆的判断上就几乎没有可比性。当前不能简单地说中国经济的负债率太高，更不能采取急功近利式的一次性去杠杆。事实上中国目前面临很严重的通货紧缩现象，如果杠杆率在短时期内下降到西方学者给出的经验数据，可能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

注重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传统干预方式和市场预期管理的再平衡

作为大型经济体，在已经全面融入国际市场的情况下，必须遵守国际市场的有效经济规则。三十年改革实践证明，市场化方向不可逆转，经济总量达到一定高度之后，政府的主导地位必须逐渐淡出，市场将扮演基础角色。通过本轮股市的波动我们可以一窥市场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和当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首先是政府要逐渐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让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基础作用，同时转换政府职能，解决政府管理缺位和不到位问题。

对宏观经济的常态调控还应该借鉴预期管理方法，如果经常采取让市场措手不及的神秘管理方法，会放大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也无法取得预想的效果。直接调控的成本代价太高，有时会带来一系列后遗症，大型经济体在市场发挥基础作用的时候，更应该注重预期管理，引导市场的预期。近年来，美联储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前瞻性指引，对开放的大型经济体，预期管理比直接干预更加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