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的三个问题

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对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宏观调控“需求管理”为主实践经验的反思与“理论联系实际”的创新努力，已引出了对于“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和“供给管理”调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当前阶段，迫切需要建构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传统的需求管理“三驾马车”框架下，显然其所强调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三大方面的分别认知，只有联通至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才有可能对应地成为各自需求的满足状态，其中蕴含着由需求侧“元动力”引发的供给侧响应、适应机制，即其相关的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动力机制的优化问题，这些又必须对接十八大以来全面改革和全面法治化的通盘部署。

我们认为最根本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下的转轨，作为一种制度供给，支持了中国前面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但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务又是异常艰巨的。当前，我国经济仍然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是我们在改革深化中所必须解决的、实质性的供给侧创新的“攻坚克难”。支持经济增长特别是长期增长的要素，所谓“动力源”，在理论上分析主要是五个方面：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主要的国际经验都表明，各个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面三项（劳动力、土地占自然资源、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容易比较多地生成和体现出来。一般经济体在发展过程的初期与“起飞”阶段中，强调所谓“要素投入驱动”、粗放发展，是和这有关的。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后面两项即制度、科技和管理创新等方面，可能形成的贡献会更大，而且极为关键。所谓“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就是指后面这两项能够给予的新支撑。所以，中国新时期的增长动力构建，实际上是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加上政治文明概念下的民主法治化的发展过程。实际经济生活中的五大要素，需合乎规律地优化构建的混合动力体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这几个要素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需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约，特别是使后两项要素更多贡献出对前三项要素的动力替代效应，进一步释放经济社会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也即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改革。

为何此时要转向供给侧

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二元经济体，为解决好“三农”问题，需要在广阔的国土上积极稳妥推进农业产业化，配合新型工业化、合理城镇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所以在“十三五”这一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决胜阶段，实施扶贫攻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的举措，需要大量供给端的支持。考虑到新常态下对应的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了有效促进这一转变，还必须坚定不移的贯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科技创新又需要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打开其空间——在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支撑全面改革，包括垫付必要的转轨成本。另外在区域协调发展、国防建设等等方面，我们仍然需要投入可观的供给端要素。所以在我们已经形成的现阶段宏观政策搭配的基础上，应该坚持适当扩张需求的同时很清晰地在供给侧发力，有所区别地对于“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深化改革等问题，加大要素投入力度，促进机制创新改进。这种供给管理是加强我们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增加国民经济中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而且是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环境建设的客观需要。这方面做出的努力，只会改进而不会恶化总供需平衡状态，只会有利于维护“又好又快”的发展局面，而不会助长下一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

现在，中国经济下行中最主要的矛盾方面，确实是大家已经在担心的通货紧缩压力。但我们只有特别注意区别对待的“有效供给”，把供给管理摆在长期视野中，才能增强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的后劲，才能在防范通缩的同时打造引领“新常态”的经济升级版。所以，就必须更多地对供给侧结构问题加以强调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