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奇渊：从新常态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4）

（三）当前的结构性问题的性质

在新常态背景下，我们面临的主要的结构性问题，是一个周期性问题，还是一个长期性趋势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判断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是一个周期性的问题，对应的政策应该是一个需求管理，或者是周期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如果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那我们就要更多的从供给端、从体制改革等角度来着手，这叫做对症下药。

我们来观察一下中国目前所处的新常态。我们提到很多新特点、新问题、新挑战，到底是周期性的还是长期性的？在这里我们要观察两个变量：一个是经济增长率，一个是通货膨胀率。这是我们观察一国经济最重要的两个指标。我们一提到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就经常提到经济增速从原来的高速增长降到了中高速增长。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忽视第二个变量——通货膨胀率，其实它也非常重要。

伴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我们看到通胀率也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在这里我们要做一个对比。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造成了一些冲击，是需求端的冲击，所以我们当时提出保8的概念，就是要保证经济增长率达到8%的目标。199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是7.6%，而通胀率是-1.4%。而2015年的经济增长率是6.9%，而通胀率是1.4%。总结一句话，就是如果对比1999年和2015年的情况，一方面，经济增长率下滑，另外一方面通货膨胀率上升，从负的1.4%变成正的1.4%。

我们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来进行大致上的类比。在房地产市场中，如果价格下降，成交量也在下降，那意味着主要发挥作用的是需求，而且需求减少了。正是因为需求减少了，成交量才会下降，而且价格也会下降。但是如果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是下降的，但价格却是上升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判断：主要的冲击就不是来自需求而是供给。因为供给收缩了，比如生产成本提高，或者是进入门槛比较高，供给能力下降了，所以成交量下降，成本上升，所以成交价格还在上升。主要是供给的负面冲击，才会导致在成交量下降的同时价格水平还在上升。

那么，对于宏观经济来说，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挪来用一下。我们对照1999年和2015年会发现，经济增长率从7.6%降到了6.9%，经济增速出现下滑；另外一方面，通货膨胀率从原来的负1.4%，变成正1.4%。也就是说，经济生产活动的增速是放缓的；另外一方面，通胀率并没有按照逻辑有一个下降的结果，而是出现了上升。这就给我们非常强的一个信号：中国2015年潜在增长率相对于1999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放缓。我们如果用专业术语来讲是一个产出和通货膨胀的组合，在这个组合里，2015年比1999年增速放缓，但通胀率上升，这就说明我们在供给层面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判断，我们在新常态下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一个供给面的问题，这个供给面的问题应该是一个长期性趋势性的问题。比如说，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些变化，劳动力供给减少。还有像环境保护等因素，导致生产成本的上升，生产成本上升对于供给能力来说是一个负面冲击。供给能力收缩，经济增速的下滑就会对应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

除了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这个宏观层面判断之外，我想很多时候中国的经济问题很难从一个总量来进行判断。经常有外国朋友就问我，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想，如果从国家来看，我们很难真正理解中国的问题，如果我们按照省级单位拆分来看，就可以跟他们解释。中国有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比如说北上广，或者是一些经济发展程度比较高的省份，这些省级单位如果单独作为一个经济体的指标来看，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中上等收入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按照空间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差异是非常大的。不仅如此，城乡之间差距也很大。这是我们在最近看到的中国经济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逐步积累暴露出来的比较严重的问题。

这些结构性的问题体现在空间上，也体现在产业结构层面上，一方面存在很多的产能过剩行业，另一方面也存在很多供给不足的行业，这些行业集中在服务业，比如说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研发、环境保护等等，这些行业的供给其实是相对不足的。

在需求端，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过去的增长过度依赖于外需，就是出口，同时也非常依赖于固定资产的投资。而消费方面占到全部GDP的比例是比较低的。高投资、高出口的增长引擎导致的结果：一方面，经济增长的增速是相对不稳定的；另一方面，这样的增长模式不是长期可持续的。

除了空间层面的经济结构性问题、产业结构层面的问题、需求端层面结构性问题，我们还可以看到，日常生活中的环境污染、食品质量安全等问题的背后实际上反映的都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暴露出来的结构性问题。要解决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并不是用一些短期性刺激性的措施就可以解决的，我们要从更长远的角度，用一些根本性体制性的顶层设计、制度转换的方式来重新观察和思考，这些结构性问题才可能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