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奇渊：从新常态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7）

什么样的创新体系可以支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里面也有一些研究。比如说，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的，还是直接融资主导的，创新效果可能是不一样的，在这里我们就不做展开了。

刚才我们提到了从供给端来观察新常态，在环境层面、在技术约束层面的问题，下面我们关注最重要的两点：一个是资金，一个是劳动力。这两个因素是我们通常意义或者是传统意义、比较窄的口径上观察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最主要的两点。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看劳动力市场。在新常态下，因为劳动力供给不断减少，我们原来的人口红利在逐渐消退，人口老龄化逐渐有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我们经济增长的重心就更多要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问题我们已经提到了，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的劳动力数量下降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实际上，中国还是有很多的劳动力储备，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僵尸企业”。我们在第一部分提到了，“僵尸企业”第一是高资产负债率；第二是生产效益、经营效益非常低下；第三是还不断需要资金补充，给它补血。这些企业如果能够进行破产重组，新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如果能够进行及时的转岗培训，赋予新的职业技能，这些劳动力就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劳动力红利释放出来。

第二个劳动力的储备在什么地方呢？在人才市场中，企业作为劳动力的需求方，求职者作为劳动力的供给方，他们之间有一个劳动力求供比。这个求供比在2014年的时候非常有趣，就是在高学历的劳动力市场，我指的是大学学历以上的劳动力市场甚至存在一定的失业的情况。这也意味着我们在高学历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一部分的劳动力储备。而且我们前面也提到，随着劳动力数量缩减、人口老龄化，我们的经济增长要转到依靠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但人力资本质量相对较高的高学历劳动力反而失业率比较高，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人力资本红利要释放出来，还需要一定的改革配套措施。这些改革配套措施是什么呢？我们就需要对比一下劳动力就业结构和相对应的产业结构。

在大学生就业难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民工荒、用工难。在金融危机之前，2007年其实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但是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冲击，这个问题暂时性消失了。到2009年之后，民工荒、用工难再次抬头。所以，低学历的劳动力市场和高学历的劳动力市场他们之间面临不同的就业形势，这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差异反映的是产业结构的不匹配。产业结构的不匹配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以及服务业的供给不足。前面我们提到这两点是需求端的消费和供给的不匹配以及服务业的供给不足导致消费需求被压抑释放不出来。这里我们还要再次提到产业结构的问题，它是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有一个对应的关系。正是因为制造业产能过剩，制造业占GDP的比例过高，所以说我们对车间厂房里较低学历的蓝领的需求非常多，所以说，这个时候会出现民工荒、用工难的问题。而另外一方面，因为服务业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举一个旧常态下的数据为例子，2009年我们服务业的就业人口比例占到全部就业数量的33%（很多人说这个数据可能偏低，因为服务业的调查比较困难，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其他国家在统计服务业就业人口比例的时候也存在同样的低估的倾向），那么对应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服务业就业比率应该达到50%。从2009年这个数据来看，这个缺口达到17%的水平。所以，服务业的就业是不足的。而服务业供给不足的行业恰恰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教育、医疗、金融、研发、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等，这些行业对人力资本的质量要求更高，也就是说对高学历劳动力的需求量更大一些。这样的话，我们提到的产业结构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层面的结构失调，就直接导致了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劳动力需求对不同学历层面需求也有一个类似的结构扭曲。所以，不管是从需求端还是从劳动力的供给端，我们都看到产业结构是导致很多问题的症结。

我们再看供给端在要素方面面临的比较严重挑战的最后一个问题——资金。提供企业进行生产的资金，包括融资的方式。我们可以看金融市场，金融市场的改革是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有效配置的一个基础环节。价格是整个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信号，所以价格的形成机制非常重要，在商品领域是这样的，在资本市场上也是这样的。在金融市场上的资金成本最主要有两个价格：第一个价格是利率，第二个价格是联系国内外市场的汇率。这两个价格的改革对于金融市场来说都非常的重要。

我们如果回顾中国金融市场会发现，过去的十几二十年里面利率市场化从名义角度来说基本告一段落。这个标志就是在2015年10月的时候，我国银行存款利率上限得以放开。这至少在名义上宣布我们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告一段落。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改革就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第三个是资本项目的开放。这是金融改革的三个重要的环节，到现在进展非常大，但仍然有一些问题。除了这些项目本身改革没有完全完成之外，根本性的问题是金融市场主体的性质以及金融市场的主体的治理结构。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一些国有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的上市，虽然它们的公司治理结构与完全市场化的企业相比，仍然是有一些差异的。2014年我们也看到中央政府在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一些新的改革模式，比如说学习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从金融市场的主体角度来说，这些改革的措施将会是非常具有根本性的。从长期来看，只有把金融市场的主体改革作为一个切入点，从参与者的角度来说，我们的金融市场才能更像一个真正的市场。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概括。我们今天介绍了什么是新常态，对九个特征做了一个梳理。然后讨论了一下在新常态背景下，我们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是什么。我们有一个结论就是：总体上金融风险是可控的，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但我们也面临着产生一大批“僵尸企业”的风险。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僵尸企业”的风险？在救助这些企业的同时，也要大力进行供给端改革，进行制度体系层面的顶层设计，淘汰掉这些“僵尸企业”，让市场的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然后，我们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讨论了在新常态下需求端面临的问题和供给端面临的问题。我们发现，需求端问题的症结很多时候可以归根于供给端，而供给端的一些问题，像劳动力、金融市场改革、环境技术等因素，又可以归因到体制政策制度层面的问题。所以，从需求端到供给端再到制度端这三个环节，供给端是“牵一发动全身”，它一边连着需求，一边连着体制。所以，供给端改革不但能够改革供给端内部的结构性问题，而且能够顺其自然地解决需求端面临的一些问题，同时供给端的改革也是我们进行顶层设计、制度改革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和抓手。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新常态，到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所以，今天我们实际上就是介绍了从新常态到供给侧改革的认识过程，谢谢大家。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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