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生产什么?现在这个阶段,主要是一些行业面临着非常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有的时候是产能过窄的问题,这个过窄可能会对环境的承受能力产生一些压力。第二个问题是生产要素,我们用什么来生产?我们在一个生产函数里通常投入的要素有:资本、劳动力、技术,这是比较窄的口径。如果我们拓宽口径,还有包括土壤、水、空气等环境资源因素。从窄的口径来看,最近这些年生产要素投入的约束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就是劳动力。劳动力因素从原来的劳动力非常充裕的状态转变成逐渐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需要更多依靠人力资本的质量提高和技术进步等因素。从产业组织形式角度来看,在新常态下,更多的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慢慢成长起来了。我们会在很多新的领域发现新的生产组织形式。这个也是新常态下的特点。如果把生产要素拓宽到环境资源领域,在新常态下,中国面临着更多的压力。比如,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向一个新角度、新方向去转变,发展绿色经济,增强经济循环发展的能力。这些是我们对从供给端来观察新常态的一个角度。
再从第三个角度,也就是体制制度层面来观察在新常态下我们需要做什么。首先这里有一个大背景,这也是第三个角度的第一点。现在我们面临着很多经济风险、金融风险,这些风险是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特征的。对这些经济风险,我们有一个总体的判断,那就是风险总体可控,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可能还要持续面临这样的风险压力,化解需要一段的时间。
在这个判断下,市场和政府有什么新特点?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市场竞争跟以前不一样了,在旧常态下的市场竞争是以数量扩张为特点,而在新常态下,市场竞争逐渐趋向于一种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竞争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在资源配置、宏观调控层面,政府面临的问题更多了,对宏观调控的要求也更高了。在新常态的背景下,要处理好三种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央地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和市场主体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
总结一下,在新常态下,从需求端来看,我们在消费、投资、出口以及国际收支领域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在供给端,在产业组织形式、生产方式,也就是怎样生产、生产什么以及用哪些资源要素来生产这些领域也都发生了变化,然后,我们引申到第三个层面,就是从体制和顶层设计的角度来看,我们面临的背景是: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不断积累,但风险总体是可控的。在这个背景下,市场竞争向一个新的方向发展,就是质量型和差异化为主的竞争,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要做更多的新的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政策工作。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新常态总体的概括。
(二)新常态下的风险分析
1.金融风险可控
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和对新常态的概括,我们接下来要看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新常态中,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到底是什么?很多时候,有一些机构担心中国可能会发生金融危机。如果中国发生金融危机,我想引爆点或导火线可能发生在以下几个部门。
一个是房地产部门。房地产部门涉及的上下游行业非常多。如果房地产投资出现了明显下滑,相应的其他诸如钢铁、煤炭、家电等行业都会受到影响,但房地产行业的风险已经得到充分体现。2014年、2015年这两年,房地产总体来说投资增速下滑非常明显。但在2015年4月份前后,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个温和的转折点,也可以说是一个温和的复苏。
判断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状况,从短期、中期和长期来看,影响因素是不同的。从长期来看,影响房地产市场的是人口结构这样的慢变量。从中短期来看,影响它的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这样的中短期政策变量。为什么2015年4月房地产市场有一个温和复苏和转折呢?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货币政策有一个转向。在半年时间里,央行连续几次不同程度降息,存款准备金率也有一些相应调整,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得到一些缓解。而且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说,房地产收益率与利率也有一个新的配置情况。所以,从资产投资的角度来看,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温和复苏,而且之前充分暴露的风险也得到一些修复。因为很多银行已经开始关注并且控制这个领域的融资情况。
第二点,中国存在很多产能过剩行业,如钢铁、水泥、玻璃、煤炭等行业。如果这些企业面临破产重组,对银行来说,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不良贷款迅速上升,而银行金融安全稳定性会影响到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但是,这几年,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的最近几年,因为房地产投资下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收紧,导致基础设施投资的下滑,那么上游的产能过剩行业的风险实际上也充分暴露在我们的面前。
这些企业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企业的杠杆率非常高。在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杨编制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企业这个部门的负债存量占到GDP的比例在100%多一些的水平。这个比例如果横向比较的话确实是非常高,接近西班牙、英国这样的负债率比较高的发达国家。尤其是产能过剩的企业面临着更高的企业负债情况。但是我们观察一个国家总体的金融风险,应该从整个资产负债来看,如果加上政府部门、居民部门、金融部门的负债,中国总体负债占GDP的比例大概是200%多一点。在金融危机之后,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是比较成功的,基本已经恢复到了危机之前的状态,尤其是家庭部门修复的速度非常快。但就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所有部门加起来的负债占到GDP的比例也非常高,接近300%左右的水平。像日本,光中央政府这个部门的负债占GDP的比例就有240%到250%这样的水平。如果再考虑居民部门、企业部门,日本总体负债存量占GDP的比率可以达到500%左右。所以,我们如果单纯从企业部门来看,负债杠杆率确实很高,但是考虑到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的负债率是比较低的,所以,总体上中国的债务规模处于相对可控的范围内。
第三点,我们经常会提到地方政府债务的负担非常严重。2014年审计署做全国摸底排查之前有各种各样的估计口径。有的人估计地方政府债务可能有10万亿的存量,有的人估计是20万亿,差异非常大。到底是多少,谁也说不清楚。到2014年、2015年的时候,审计署对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了审计,把地方政府债务的数据全部汇总上来,然后再加上中央政府,也就是全口径的政府债务存量大概占当时GDP的比例是不到40%。横向对比一下,我们跟美国、欧洲、日本这些经济体相比是非常低的。欧洲、美国大部分的国家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平均在90%到100%之间;像希腊这样的国家就更高,在130%左右;像日本是240%多。所以,从横向对比来看,中国地方政府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存量与GDP的比例处于相对比较健康的状态。
当然也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结构性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对地方政府的债务有一些限制,在我们的预算法里对于地方政府债务有一些禁止的条例,比如说地方政府不能发债,而且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财政收入分配和事权分配也有一些不匹配。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只好使用一些变通的办法,比如创立地方融资平台,通过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企业的担保或者是隐性担保,让融资平台企业到银行去贷款。但是,银行对这些投资项目的贷款周期通常是比较短的,而这些基础设施收益的回收周期是很长的。所以,在地方政府有限的债务比例里面,结构性问题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期限结构不匹配。因为融资这一方很多是短期融资,但资产这一方投资周期是很长的,所以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政府债务的主要风险来源就是期限结构的不匹配,而不是从长期来看的偿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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