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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奇渊:从新常态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6)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总体的出口规模非常大,但我们的附加值或者是拿到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并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多。如果我们只是看传统的出口口径,出口规模有多少,那么在2009年的时候,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这是从传统的贸易口径来看,只算出口的数量。但是,有的人说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说其实中国是一个组装车间,所以是组装in China。如果从组装的角度或从加工贸易的角度来看,比如我们生产一台苹果手机,液晶屏是日本的,CPU是美国的,内存条可能是韩国的,最后组装起来再出口给美国。一台苹果手机里面,中国能分到多少好处呢?WTO与经合组织(OECD)有过一篇报告,这个报告里面提到了,在19亿美元的苹果手机的出口额中,中国真正获得的附加值比例非常低,只有几千万美元,大部分的附加值或者是好处,是被韩国、日本、美国瓜分掉了。同样的出口100块钱,可能中国企业从出口当中获得的好处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从全球价值链、国际生产网络的背景下,我们要观察一个国家从出口贸易当中获得的好处有多少,就要从价值链的这个角度来分析,而不是看传统的贸易量。有这样一个数据:在中国的100块钱出口中,我们真正获得的附加值的比例只有69%左右,这是2009年的数据。这69%留在国内就体现为企业的利润、工人的工资、政府的税收等等。而美国同一年的数据大概是82%。

个是成本越来越高,比较优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另外一个是我们的附加值比例比较低,从出口中获得的好处有限,这两个问题都是供给端的问题,都要落到供给端来分析。我们在最后一个部分将会接着分析,看看从供给端的角度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三、从新常态到供给侧改革

我们观察一下供给端新常态的三个要点。第一点,有一个大背景就是刚才提到的经济风险虽然是可控的,但在一定时期内还在持续,它的释放需要一些时间。第二点就是市场的作用,第三点是政府的作用。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新的变化,市场竞争从原来的同质的数量上的竞争,变成一个质量型、差异化的竞争,市场进入一个竞争新的阶段、新的平台。政府要发挥的作用是什么?我们前面也有提到,不仅有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还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

我们来从供给端进行分析有这样几个要点。

产能过剩,我们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来看,如果拓宽一下,最宽的口径肯定是要包含环境等因素。环境是供给端非常重要的一个约束,但中国在现阶段发展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并不是我们唯一所面对的。环视一下其他的国家,比如说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在50年代、60年代,他们同样也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或者是食品安全、空气质量等问题。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我们面临的约束可能要比当时的这些发达国家的约束还要更多一些。近来,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全球气候变化新协定,中国在这个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承诺。我们的经济增长不但要实现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平等的权利,要实现人民生活质量、生活水平提高的目标,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环境气候变化对全世界带来的长期性的影响,我们要考虑到这些外部的效应。所以,历史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与以前的发达国家不一样,我们有一个额外的客观约束,就是在气候、碳排放这方面我们还面临一些挑战。

怎么样解决环境的问题呢?在新常态下,我想主要从两个角度作为切入点。或者是我们分析为什么中国现阶段会面临这些环境问题,也主要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市场失灵,第二个原因是政府失灵。在一般的经济学教科书上我们经常会看到,市场失灵的例子,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提到一点就是外部效应。外部效应的例子就是,一家企业排放污水,排放污水对他来说成本很低,他就不用处理污水,如果要处理就会增加成本,这个时候他就放弃治理污水采用一个比较低成本的生产方式,把成本转嫁给社会,这是外部效应的一个例子,也是市场失灵比较经典的例子。这个时候就需要依靠监管,依靠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另外一个方面,它也有其他的根源,就是第二点——政府失灵,政府在监管环境污染、治理环境的时候有一些缺位或不到位的情况。这背后的原因也是比较多的,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激励,还有他们之间的财政分权和事权分配的矛盾。地方政府有动力有激励去实现GDP的增速,解决一些就业,但很多时候与环境治理是矛盾的。这个时候,让地方政府去做一些环境污染的治理,可能会和实现GDP增速产生矛盾,所以说政府就出现了一些失灵的情况,这是我们在环境约束方面面临的问题。

第二个也是生产要素的一部分,就是技术。技术环节,过去我们很多时候所依靠的是模仿或者是学习,这个时候技术进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但随着中国的技术水平和国际前沿水平差距越来越小,这就意味着现在我国技术层面也需要逐步转型,需要有自主研发、自主创新的因素,这样才能够支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技术转移,技术水平的提升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也有最优的选择。比如说,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里面,可能模仿和学习是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办法。而在新常态下面,我们的预算约束、要实现的目标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自主创新可能越来越重要。这里我想做一组对比,对比一下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日本企业的创新能力。如果我们看申请专利的数量,最近这些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专利注册国家。但是如果我们对比一下专利的结构和质量,这里面的问题还是比较大的。专利的种类我们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技术含量最低的,就是新的包装;第二类是实用新型材料;第三类也是最核心、最有技术含量的专利是发明。那我们看到,中国2014年全部的专利中,实用新型和外包装的改进这两者占全部专利的比例有80%多,而只有剩下的17%、18%左右才是含金量最高的发明。反观一下日本,日本2014年知识产权专利局公布的一个数据,和中国完全相反,它的所有专利中有80%多是属于发明,而只有剩下的是属于外包装和实用新型专利。这个数据的对比告诉我们,中国目前的技术水平更多的还是处于一个模仿学习的阶段。那么我们要从原来的模仿和学习赶超转移到自主创新的阶段,我们面临的这个任务还是比较艰巨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新不仅仅是重点的研究机构、重点企业的任务,也是摆在我们全社会包括专业研究人员面前非常重要的课题。

责任编辑:张凌洁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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