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奇渊：从新常态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3）

所以，我们最近看到中央政府，尤其是财政部出台了一些非常强有力的措施，我想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个是处置存量，第二个是管控流量。关于管控流量，财政部出台了《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在存量方面，2015年初，财政部发行了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增强地方政府债务流动性，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和投资项目期限结构不匹配的问题。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地方政府债务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缓解。而且从审计署的审计报告结果来看，地方政府债务的数字是很透明的，金融风险总体是暴露在我们的面前，这样我们就有办法去对付它。

这个讲的是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后面我们还可以再分析影子银行的问题。影子银行的问题由来已久，也与金融管制的大背景有关系。最近这几年，银监会等主管部门出台了一些文件，把非正规金融体系的影子银行挤压到正规体系里，让影子银行正规化，进入到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里。所以，影子银行的风险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缓解。

从以上几个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的主要导火线或主要引爆点来看，风险是完全可控的。如果我们再考虑下面几点，那么中国发生金融风险的概率是非常低的。

第一点，如果看美国的次贷危机，钱贷给了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资产的社会底层，贷给他们以后，他们超出自己收入能力去消费。在消费过程中，他们没有产生任何的资产，所以从长期来看贷款是有问题的。而中国虽然杠杆率比较高，但大部分贷款最后形成的是厂房（尽管它可能是产能过剩的），还有像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全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资产，对于相应债务是有一定偿付能力的，这个偿付能力要比美国次级贷款的偿付能力要强得多。而且刚才我们提到从中国家庭、政府、企业总体负债比例来看，也是处于一个相对可控的比较健康的比例水平。当然，这是存量的情况，我们还要关注的是流量上新增的债务能不能得到控制。但就存量部分来说，他的规模是相对可控的。

第二点，我们看一个国家有没有钱或者是欠了多少钱，就看国际投资头寸。中国现在有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只是官方持有的国外资产。如果再考虑到居民和企业持有的海外资产，中国国家整体的资产大致上是5万亿美元左右。如果再减掉相应的负债，中国仍然和日本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之一。从中长期来看没有很大的对外偿付压力，所以，从国际金融的角度来说，我国的风险也是可控的。

第三点，我们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空间都非常大。如果央行要降息的话，像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美国央行的利率都接近零，而我们的基准利率的降息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大。还有我们接近20%的存款准备金率也是世界上最高的。所以说，财政部、人民银行的政策工具箱里的“弹药”是非常充足的。从这些角度来看，中国的总体金融风险是可控的。

我们的第一个判断可以总结为：在新常态下，金融危机并不是我们面临的最主要、最直接的风险和冲击。

2.警惕“僵尸企业”的风险

但这并不是说在新常态下我们就没有任何的风险。我们面临最主要的风险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让产能严重过剩企业破产或兼并重组，可能短期内有一些就业的问题，以及银行金融部门的不良资产问题。而这些问题会进一步扩散到其他部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可能会对这些企业进行救助，但要注意到，当我们把大量的资源、贷款投向这些产能过剩的企业，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因为我们总体资源是有限的，资金总量是有限的，如果把资源、资金多给一些产能过剩的企业，那就意味着其他的企业能够得到的资源、资金就会减少。而且从长期来看，如果我们维持产能过剩的企业，那很可能就是僵而不死，就形成一种“僵尸企业”。“僵尸企业”的特点就是资产负债率非常高，而且同时生产效益、经营效益低下，同时还需要不断从银行获得资金支持来弥补资产负债率高带来的资金压力。通过几轮救助，“僵尸企业”可能会越来越多。这个风险并不是短期内会直接暴露出来，但从中长期来看，“僵尸企业”的存在危害非常大。“僵尸企业”会对市场资源配置产生糟糕的影响，导致市场资源配置缺乏效率。“僵尸企业”像一个黑洞，把资金吸走，把本来应该优化配置的劳动力资源禁锢在企业里。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中长期问题。

如果总结一下在新常态下我们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是什么，我们第一个判断是短期内不会发生金融危机。第二个判断是，我们面临的真正风险是一大批“僵尸企业”。这些僵尸企业是我们为了避免金融风险，为了避免就业问题，为了避免不良金融资产问题，去救助的低质量、低效益、高负债的企业。这些“僵尸企业”生存下来，会对其他有竞争力的企业产生一些影响，把市场资源吸走。这是我们对新常态下中长期经济面临的风险的判断。

这个风险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在新常态下，不但要避免风险，追求经济总体的稳定，同时还要进行改革，不但是从需求层面，而且是从供给层面，甚至是从更高的市场政府关系等角度来进行体制改革，推动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推动企业的优胜劣汰，在金融改革过程中，在市场改革过程中把“僵尸企业”真正剔除掉，使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实体企业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