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秩序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2）

二、东亚秩序与丝绸之路

东亚秩序在先秦时期只局限于天圆地方的视野，到了汉代，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到了唐朝杨良瑶下西洋，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带一路；到了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等一系列历史上的壮举，不但改变了东亚秩序的天下观，而且更重要的是与西亚、中亚、南亚、欧洲和北非各种文明的碰撞，出现了和谐不零和、结伴不结盟、玉帛化干戈、铸剑为犁、战马农耕的局面，丝绸之路成为和平、友善、互惠、共生和繁荣发展的纽带。

东亚秩序最初视域下的“天下”一词，就是指以中国为中心和在这个中心周围各国构成“天下”，即天圆地方之说。西安古代黄帝陵就是按天圆地方的理念建筑的，建筑的顶部为圆凸形，建筑四周为正方形，意指天下为天圆地方。这种偏见也是社会发展的局限，因为古代交通不发达，人走不远，视野不宽，把天下定为人所能及的区域，所以天下就是局限在东亚范围内的天下。秦统一天下之后，历史发展到西汉时期，社会经济向上发展比较迅速。汉高祖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封建秩序的有力措施，之后出现“文景之治”，还有无为思想在社会政治上的大显神通，铁农具和牛耕的普遍使用，使农业发展迅速；在对外方面，对匈奴的和亲和对南越的安抚，和谐了周边关系，使汉朝国力不断增强。汉武帝在国力增强的形势下，又高瞻远瞩，把目光转向了远方的西域。

在西汉时期，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葱岭（今帕米尔是它的一部分）以东，即今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的广大地区。广义的西域还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和西亚、南亚地区，以及东欧和北非地区，是中国当时就地理知识所及对“西”方地区的泛称。在那时，塔里木盆地周围散布着“三十六国”：南缘有楼兰（鄯善，在罗布泊附近）、蜡羌、且末、于阗（今禾田）、莎车等，习称“南道诸国”；北缘有姑师（后分前、后车师，在今吐鲁番）、尉犁、焉耆、龟兹（今库车）、温宿、姑墨（今阿克苏）、疏勒（今喀什）等，习称“北道诸国”。此外，天山北麓有前、后蒲额和东、西且弥等。它们面积不大，多数是沙漠绿洲，也有山谷或盆地。人口不多，一般两三万人，最大的龟兹是8万人，小的只有一两千人。人们多数从事农业，少数以游牧为生的，在邻国有“寄田”。这些地方出产五谷，盛产葡萄等水果和最好的饲草苜蓿。在张骞通西域前，这里受匈奴贵族奴役和剥削。但是，正在伊犁河流域游牧的大月氏，是一个著名的“行国”，有40万人口。他们曾居住在敦煌的祁连山之间，多次遭到匈奴的侵犯和屠杀。汉武帝为改变这种局面，想与大月氏建立联合关系，以控制匈奴贵族的杀气，因而决定开通西域。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汉中人张骞率众一百余人向西域进发。此次出使西域，张骞虽未完成“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的军事使命，但却带回较为详尽的西域信息，并成为《汉书·西域传》的资料来源。公元前119年，张骞为完成“联络乌孙等国打匈奴”的军事使命再次出使西域，并“在乌孙又派副使赴西域诸国及安息、身毒、康居、大宛等加以联络。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国不久卒，他所派出的副使在张骞去世不久，也都先后完成使命，与各国使节一同回到长安”。[9]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由于张骞随卫青出征立功，“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被汉武帝封为“博望侯”，在《史记》中被司马迁誉为“凿空”之举。其实，张骞也是继前人所走出的丝路的进一步开创。早在先秦时期，商代就有民间商贸活动。在秦国有个富商乌氏倮，在西部养马，到西域卖马，做马匹、皮毛生意，成为显赫一时的富商，受到秦王的接见。[10]张骞之前，西域已经有了四川邛竹的“蜀布”。数典史册，张骞是凿开丝路最有影响的人，但最远只到达安息以东地区，而东汉班超是开拓丝路的功臣，他使丝路拓展到土耳其一带。还有罗马帝国执政官安东尼，他派部属沿班超开拓的丝路东行，直达洛阳。据文化学者肖云儒说，东晋有一名高僧法显，以60岁高龄西行，15年中到过丝路上的30个国家，尤其是在印度辗转多年，最后走海路经狮子国（斯里兰卡）和耶婆提国（爪哇）回到青岛。他是最早同时去过陆上、海上丝路的人!而玄奘是在其后了。

当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早于郑和下西洋620年的唐朝杨良瑶的下西洋。《光明日报》（2015年3月31日）在“大视野”版面以显著位置刊登了陕西文保专家对一块唐碑的研究发现：“唐朝杨良瑶曾下西洋”的重大新闻，这引起学者们对大唐走上盛世的进一步思考。

据研究碑文考证，杨良瑶（736-806年）系云阳县龙云里（今属泾阳县云阳镇）人，先后侍奉过唐朝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四代皇帝。史学家张世民认为，作为唐王朝外交使节，杨良瑶应是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并在唐王朝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朝廷的褒奖。杨良瑶是在贞元元年（785年）四月，受命出使黑衣大食，成为我国第一位航海抵达地中海沿岸的外交使节。

唐代下西洋的路线是先从广州南海登船，沿南中国海向南行，先至门毒国（今东西竺昆仑洋），再至古笪国（一说真腊），经海峡（今新加坡海峡），北岸为逻越（即暹罗），南岸为佛逝（今苏门答腊岛南部），路过天竺（今印度国一带）等百数十个国家，抵达大食国井刺利河（今伊拉克境内幼发拉底河），改乘小船北行至末罗国（今伊拉克巴斯拉镇），再向西北陆行千里，到达茂门王所都缚达城（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唐王朝走上盛世的巅峰，除了一系列开明的治国方略外，更重要的是贯通了海上和陆上的丝绸之路，使东亚秩序的视野扩展到东南亚、西亚、中亚、东欧和北非，使东亚秩序的天下观扩展到了全球。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开放性帝国，它通过海陆贯通的丝绸之路，不但向周边各国各地区输出丝绸等物质文化，而且大量引进外来文化。正是这种动态的开放性的东亚秩序，使得唐朝成为中国历史跨越式发展时期。而尤其是到了明朝，三宝太监郑和高规格下西洋，率领240多艘海船、2.7万多人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部和红海等地。郑和下西洋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船只最多、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一次航行，比欧洲多个国家航海时间早几十年。郑和七下西洋，堪称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加深了中国与南洋诸国（今东南亚）、西亚、中亚、欧洲、北非等地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绘就了丝绸之路沿边万国友好的长卷，它进一步深化了东亚秩序的世界意义。

东亚秩序是在由中华帝国所开通的国际丝绸之路伟大壮举的践行中发展完善的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国际秩序。它发生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沃土上，并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越南、琉球等为主的东亚地区稳定发展，因此可以说东亚是东亚秩序发展的根据地，地缘关系是形成这一根据地的客观条件。我们应看到“历史上国与国之间地理上定格在近邻的条件下，那种相互影响、促进、合作、发展的正能量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11]而与中华帝国相毗邻的朝鲜，在历史上敬重中华文明已达到了“礼仪成邦慕圣朝”的境界，史称为“小中华”。[11]同时，琉球王国（今日本冲绳）同中国关系在明朝时期已后来居上，不仅纳入东亚秩序之中，而且与朝鲜、越南并驾齐驱，[12]在明代267年里修贡182次。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饱和地吸纳了中华文明，并在明代“时时来贡，双方进行官方的‘勘合’贸易”；[12]在沿着丝绸之路向外开通了“渤海国的鸭绿朝贡道”、“日本道”、“新罗道”、“黑水靺鞨道”。[11]在这些道路开通的方便条件下，渤海作为中国地方政权存在的200多年里与日本的交往关系很密切，“渤海向日本遣使34次，日本向渤海遣使15次，双方的交流对东亚秩序的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13]

东亚在丝绸之路的推动下，已成为标准的东亚秩序的践行地区。向南，从汉代以降也是中华帝国对外关系畅行其志的地区，与南亚邦国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相继修贡。向西部的西亚、中亚、欧洲和北非诸国沿丝绸之路所形成的纽带，充分显示了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的伟大定力和伟大扩容功能。当在唐代的全盛时期，东亚秩序圈向中亚、南亚顺利推进之际，继罗马、波斯帝国之后，“西方崛起了一个新的大帝国和一种新的文明——阿拉伯帝国与穆斯林文明”。阿拉伯人在圣战的大旗下，炫耀武力，东征西讨，建立起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积极构建穆斯林国际关系体系，即所谓穆斯林秩序，并将这种秩序不断东扩，来势凶猛，顺之者存，逆之者亡。其发展势力已扩张到了吐火罗、波斯、安国、曹国、石骡国、米国、康国、骨咄、胡密等处，甚至伸展到喀布尔与自沙瓦平原。这些地区也纷纷向阿拉伯人进奉贡品。[12]而代表东亚秩序的大唐势力也在不断西扩，强化与西域诸国的外交活动，敞开三路，东拉吐蕃，北通勃律，西门一路通乾陀罗，致使东亚秩序扩展到克什米尔一带。在唐朝以后的宋元明清的每一历史时期，仍然在不断发展，特别是在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之后，把丝绸之路延伸到更遥远的区域，强化了东亚秩序的世界意义。

由于东亚秩序坚持和平、友好、和谐、向善的理念，其朝贡体制坚持“厚往薄来”原则，“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咸使各得其所；闻风向化者，争先恐后也!”[12]东亚秩序得人心之理念和“厚往薄来”的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使海上陆上所贯通的丝绸之路沿边万邦归顺，打破了西亚、中亚、欧洲的罗马文明、阿拉伯文明、穆斯林秩序，以及印度文明等各种格局。东亚秩序的包容性，使印度文明化为了中华佛教，穆斯林秩序化为中华穆斯林文明。五千年中华灿烂文化，凝聚出的东亚秩序，运行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史中，对世界历史的发展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