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秩序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3）

三、一带一路对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战略意义

传统的东亚秩序与古老丝绸之路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其精髓是放眼世界，包容万类，坚持和平、友好、向善、包容的理念，而今天的一带一路传承古老丝绸之路与构建当今世界国际新秩序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与今天的一带一路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虽然今天是昨天的继续，但今天却是昨天的跨越式发展。历史永恒不变的规律是：不断的改变。今天的一带一路，其中“一带”是把丝绸之路发展为繁荣的经济带，“一路”是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为海上的黄金通道。

古代丝绸之路打破了西亚、中亚、欧洲的罗马文明、阿拉伯文明、穆斯林秩序以及印度文明的各种格局，使古老的丝绸之路犹如强有力的纽带维系着东亚秩序绵延在东方两千多年的发展史中。“而今天的一带一路将传承着古代丝绸之路的和平、友好、向善、共生、共荣、和谐发展的理念，结伴不结盟，和合不零和，竞合不竞争，在一带一路的广阔区域，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主义。而在美国看来，对其主导地位最具威胁的挑战就是影响力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提升的中国。”[14]所以，美国推出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实际做的是拉山头、结盟国围堵和遏制中国的发展，这在今天的世界是不得人心的。得道多助，“一带一路”点燃了世界热情，是天时、地利、人和，亚非欧国家争相参与，一带一路的“命运共同体”引发共鸣。印度《经济时报》说，古丝绸之路主要通过中亚连接中国与欧洲，而中国现在提出的“一带一路”，则包括孟加拉国、印度、缅甸和中巴经济走廊。奥地利《新闻报》绘制了一张“一带一路”地图，称北京希望复兴“丝绸之路”，这可能是全球未来百年最大的经济项目。澳大利亚金融评论网2015年3月26日评论说，通过“一带一路”，中国作为有效的全球供应链中心的能力将得到极大的提高。德国全球新闻网于2015年3月26日称“一带一路”项目贯穿欧亚大陆，将影响沿线44亿人口，该项目有利于中国的地缘政治，但仍被视为世界多极化的象征，而欧洲愿意搭乘中国快车。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邮报》称，“一带一路”赢得了世界范围的肯定与支持。日本“现代商贸”网称，“一带一路”堪称习近平近邻外交的核心构想，旨在重新构筑以中国为中心的古代东亚。日本共同社报道称“一带一路”将构筑从中国到欧洲、中东等地的大规模经济圈。新加坡《今日报》2015年3月26日评论称，“一带一路”并非只是句口号，已经在中国领导人的指导下得到实践。中国的“一带一路”不会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国家造成经济利益的威胁，也不会造成军事对立。日本应该和中美等其他国协办构筑中国所说的与各国共同发展的机制。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一带一路”在地球的广大区域合纵连横，将惠及44亿人口，相当于世界人口的63%。[15]

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发起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于2015年3月正式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此《愿景与行动》突出参与方的“多元化”：不是独奏，而是合唱；加大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含金量，做大蛋糕，共享成果。在“一带一路”机制上坚持“开放性”：既跳交谊舞，又跳集体舞；还要架设“天基丝绸之路”，推动卫星服务向全球拓展，助推“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特别是亚投行得到亚欧非国家的积极支持，必将推动“一带一路”面向世界，赢得更大的辉煌。

当然，任何辉煌成就都不是盲目获得的。成就与忧患意识是相伴而行的。所以，有人提出“一带一路”应避开十个误区：一是慎用“桥头堡”；二是慎谈“过剩产能”；三是“沿线65个国家不准确”；四是“丝绸之路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构成”的表述不准确；五是“资源、能源合作”不是“一带一路”的唯一主题；六是有为才有位，不用忙着定位；七是中国向丝路国家卖什么；八是丝路战略既要顶层设计，更要基层创新；九是“一带一路”不能自娱自乐，要了解、庖丁解牛每个丝路国家；十是“一带一路”没有时间终点，但有时间节点。[16]这种谨慎是由中国所担当的大国责任所决定的。

“一带一路”的世界意义一方面是看其对世界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看发起的大国对世界所尽的责任和如何代表世界各个国家共同利益、愿望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即针对世界各国不同利益采取共商、共建、共赢、共享、共安全的践行措施。这样其世界意义就自然生成。今天我国已经开创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特别是中国牵头制定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对推动和构建国际新秩序所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必将在一带一路伟大战略规划的践行中不断显现。构建国际新秩序永远在过程中，也永远处于不断改变世界的过程中。

参考文献：

[1]陈政：《字源谈趣》，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第379、379、295页。

[2]兰草注释：《黄帝四经》，西安：黄陵县轩辕黄帝炎黄文化研究会，1997年，第10页。

[3]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4]慕平译注：《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6、5页。

[5]峻华、朝辉：《周易故事》，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0-11页。

[6]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5页。

[7]韩升：《海东集——古代东亚史实考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页。

[8]陈维新：《传统东亚体系与中日关系》，延边大学学版（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12页。

[9]马丽蓉等：《丝路学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4年，第8页。

[10]杨永林、张哲浩：《用丝路精神和博望眼光拥抱世界》，《光明日报》2015年3月23日，第5版。

[11]李宗勋：《图们江区域合作与中朝韩历史发展的地缘优势》，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7、8、8页。

[12]程郁缀、龙协涛主编：《学术的风采（人文科学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54、556、548、558页。

[13]王禹浪、于彭：《2012-2013年渤海史研究评述》，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13页。

[14]谭红梅：《美国重返亚太对中日韩关系的影响》，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74页。

[15]郑一真等：《“一带一路”点燃世界热情》，《环球时报》2015年3月30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