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维江：“一带一路”与治理现代化（3）

（二）“一带一路”的目标多元化

再来看“一带一路”建设，显然它不是以某个唯一的目标来推进的。有的国家小，想要搭便车，希望通过“一带一路”的融合得到援助；有的国家想借“一带一路”提出的标准倒逼国内的改革，更好地融入全球化；有的国家纯粹希望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能够得到中国的支持，通过开放市场或者增加投资，推动国内的经济建设；有的国家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获得更好的声誉。这些目标都是可以协调的，可以通过好的制度安排与协调机制，把大家统一起来。这是“一带一路”目标上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中国自己的目标也是多重的。我们重温一下习近平主席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

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是他在演讲里面提到的“五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五通”原则直接进入了三部委联合发布的“一带一路”倡议，只是有措词上的修改，比如把货币流通改为了资金流通，但是“五通”的框架没有变。

历史和现实。习近平主席首先谈到历史。他说2100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我们是有历史传统的。政治学上的合法性来源，其中之一就是传统的合法性，也可以叫继承的权利。我们在历史上有了这么多成绩，需要继承，丝绸之路的复兴是有历史合法性的。同时，他也谈到了现实的需求。在中亚也好，“一带一路”其他区域也好，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方面的需求，我们的能源开发也好，国家建设也好，存在大量的短版，需要有新的倡议来弥补。

使命和友谊。习近平主席谈到，张骞到西域是有使命的。这就意味着这是一个政府行为、公共行为，而不是简单的私人部门投资贸易的行为。“一带一路”其实也带有一种政权使命、国家性质的，有国家政府部门沟通协调在里面。习近平主席还谈到了友谊。他在演讲当中回顾了中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先生在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流落到阿拉木图的遭遇。在举目无亲、贫病交加之际，哈萨克音乐家拜卡达莫夫收留了他，给了他家人般的感受。而这个“家”的感受就使得他们之间的友谊具有了跨越时空的意义。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重提这段友谊，也唤醒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家人般的关系。

西方的国际关系一般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霍布斯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他说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一种丛林中的敌人的关系，每个国家都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在黑暗的丛林中，谁能够攫取更多的资源，谁就能够获胜，而那些被掠夺的国家就只有消亡。第二个层面是洛克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他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公平竞争的关系，有一定的规则约束，当然，国家之间还是对立的。第三个层面，康德文化中，国与国之间是一种朋友与朋友的关系，除了按照规则竞争之外，一旦遭受了内部或者外部的冲击，比如发生了自然灾害或者人道主义灾难，那么，别的国家作为朋友是有义务施加援手的，而不是以竞争者的姿态作壁上观。

可以看到，在西方的国际关系视野中，朋友是最紧密、最深入的一层关系，但是朋友在中国传统“五伦”里，处于最外围，朋友之上有夫妻，夫妻之上父子，父子之上还有君臣。所以，我们在哈萨克斯坦谈到这种家人关系的友谊，其实是唤起了东方式的国际关系视角。我们对和哈萨克斯坦的关系有更高的、更友好的、更深层次的期待，不仅仅局限于西方式的关系，我们希望有更深入的互助共生的义务和相互支持的余地。

家乡与远方。习近平主席还谈到家乡与远方的关系，提到丝绸之路的起点，他的家乡陕西。家乡是一个人柔软的怀念，魂牵梦萦，不管走多远，只要心里想到家乡，就会感觉到一阵温暖；而远方是实现抱负、建功立业的地方。习近平主席说丝绸之路是把家乡和远方连接起来的道路，意味着我们在远方奋斗、建功立业的时候，因为有丝绸之路这样一个纽带，使我们能够感受到家乡一样的温暖和支持。这个期许是非常高的，与家人层面的国际关系是相互匹配，通过丝绸之路把家乡与远方联系起来。

第三个方面，其他人的认知也会对目标产生影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一书里谈到他小时候在印度长大，周围有很多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大家友好往来，没有隔阂。但后来他的穆斯林邻居对他非常有敌意，印度教的朋友对伊斯兰教的朋友也变得很有敌意，他们在身份建构上给自己画了一道坎，把不同种族或者信仰者的身份划定下来，互相对立，后来发展到暴力冲突，甚至流血事件。这就意味着，即使你对对方抱有善意，但对方可能因为身份或者立场的不同，对你的善意没有足够的认知，使你的意图没办法实现，甚至双方产生隔阂和斗争。

所以，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上，要注意到我们的言行。观众的结论和联想并不完全由我们控制。比如，布热津斯基观察“一带一路”认为，“一带一路”与俄罗斯在中亚的战略是直接冲突的，其最后的结果就是把俄罗斯逼向欧洲，俄罗斯要与西欧联合来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同的人对目标的解读和认知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一些关键的环节，怎样发出信号来传达我们的目标，在“一带一路”的对外治理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