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维江：“一带一路”与治理现代化（5）

三、“一带一路”要治理什么？

总结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国际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提出新的倡议，改进现有的国际经贸制度安排；二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带一路”倡议对我们的国家、地方政府、私人部门，能够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

从国内层面，特别是从地方政府来看，在治理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不足就是国内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比较积极主动的省区，往往治理能力和经济发展能力相对较弱。我们对2014年和2015年全国各省级政府工作报告做过一个数量分析，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广西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有一段完整的内容阐述“一带一路”，其他的省份都没有。这5个省份对“一带一路”相关问题更加重视，但他们的发展水平、治理能力在全国来说并不靠前。

举两个例子，丝绸之路经济带是2013年9月份提出的，陕西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就已经有一段完整的内容来谈怎么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大概700字，占全部报告比重的5.17%。2015年，这个字数上升到了1000字，比重提高到了7%。就是说2014年到2015年，陕西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止是最敏锐的，增长也很明显，积极性很高。宁夏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谈丝绸之路经济带，但是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去年工作回顾和新一年工作规划当中，都有一段完整内容表述宁夏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推进工作，所占比重是7.4%。其他省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表述就要弱很多了，还有一些省市区甚至就没有提这个事。这是地方政府之间积极性存在的差异，相对落后的或者说治理水平不高的省份更加积极。

第二个问题，中央要求和地方期许不匹配。经国务院授权，三部委联合发布的“一带一路”倡议里对地方政府的行动有明确的要求，要求比较多的是重庆、内蒙、天津、上海、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份，但从这些省份14、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文本来看，它们对“一带一路”的关注点和中央三部委提出的要求是有差距的，还要进一步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加强沟通和动员，才能够符合中央的要求。也有一些省市地方上很积极，但“一带一路”倡议里却没有提到，包括贵州和山西。这是中央要求与地方期许的一种错位。

但这种态度上的错位，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意图的误解。有些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对“一带一路”的理解和落实，是希望通过“一带一路”获得一些园区发展的项目，比如召开国际展会，邀请更多的客商，获得更多的政策优惠和先行先试待遇等。在发展思路上把“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标签，来获得更多的中央层面的支持，作为一个政策的洼地，让各种政策效应都积累过来。这与“一带一路”倡议本身的要求是背道背驰、完全不符的。“一带一路”对地方政府的要求是制造一个制度的高地或者创新的高地，希望各地能够在政策方面有更多的创新和经验总结，由中央收集进行推广，提升整个国家地方政府的治理水平、治理能力。这是中央在“一带一路”内向型要求的一个主要着眼点。如果地方对此不能够领会，还是按照原来的老思路借这个标签来拉项目、拉支持，对“一带一路”在国内治理方面的进步是有损害的。这是地方政府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第二个是在治理方面的改进，在整个用人机制方面要有新的创新、新的想法。我们看历朝历代，凡是一些比较强大、开放的朝代，他们在用人方面都是自信、包容的，同时又有国际视野，古今中外都是这样。比如美国，设置了大量的国际组织和机构在华盛顿和纽约，这些机构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才到这里工作。这些人在美国接受教育、接受培训，即使回到自己的国家，那套理念、方法、思路和美国的做法是很容易对接的。有一种说法是全世界银行开会，结果领导们发现他们都是麻省理工的校友，都在MIT读过书或任过教。这样的说法虽然有夸张的成份，但很多核心的央行领导确实有在MIT工作学习的经历。甚至有一些央行的领导，比如以色列的央行行长，原来是在美国工作的教授，他到以色列做央行行长后回到美国，又在美国的金融系统里继续工作。这样一个开放的用人体系和人才培育体系，支持了大国的开放战略，这也是对外发展非常重要的支柱点。

中国在唐朝时也有类似的做法，盛大的朝代，对全世界的人才都有吸引力、包容性和支持性。我们在推行“一带一路”发展时，其实也要有这种人才治理的观念，要能够充分吸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精英人士、精英阶层来中国学习，给他们一些充分参与到中国工作的就业机会。我们开设了组建国际经济组织的新纪元，金砖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现在都在中国设立，也面临对国际人才的吸引，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相应的区域、“一带一路”沿线等地吸纳他们来中国学习和接受教育，给他们同等的机会进入到中国创建的金融机构里工作，让他们理解中国的发展理念，理解中国的模式和一些基本做法。以后不论是他们在中国工作或是回自己的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和推广，都具有潜移默化之功。

除了人力资源，还有一些现实问题需要治理。从人力资源框架上，它是一个长远的安排，但对一些迫在眉睫的治理难点和热点，也需要重视。比如说，“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的安全治理需求。从2005年到2014年的十年间，全世界大概有343次维和行动，有200次都是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的，所以安全问题非常突出。我们计算的6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里面有20多个都接受了联合国维和安排的介入，也就是说国家的安全形势自己控制不了，需要国际介入。而安全问题不解决，“一带一路”和平建设任务顺利推广下去的难度就非常大。

如果用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减去军费开支的增长率，把它作为一个军费开支甚至具备可持续性的指标来看的话，可以看到从中国开始，到东南亚，然后到南亚、中东、西亚、北美，再到中东欧，形成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曲线，这中间有一个凹陷地带，这个地带面临的军费开支不可持续性的问题非常严重，或者说面临的地区性安全问题非常严重。我们要有好的制度安排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次习近平主席出访沙特和伊朗，实际上也是在为“一带一路”沿线和平发展环境的治理作一些基础性工作。但因为历史背景复杂，牵扯到的冲突非常多，不能指望通过一次两次的工作就彻底解决问题，而是要在制度上、机制上有更长远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