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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维江:“一带一路”与治理现代化(4)

(三)“一带一路”的主体多元化

首先,“一带一路”沿线有60多个国家,只要愿意加入到“一带一路”倡议中来,就是合作伙伴。

其次,除了沿线国家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利益相关国家。比如,美国觉得自己在全球都拥有利益,所以要参与进来。日本也认为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有很多重要利益。所以,“一带一路”的规划倡议还要考虑这些国家的影响和目的。

第三,地方政府有自己的目标,NGO(非政府组织)的影响也很大。有一年中国在波兰投资铁路,建到一半的时候,NGO跳出来说修铁路会使沼泽里的雨蛙(一种保护动物)无法正常迁徙,承建方必须专门为雨蛙搭建迁徙通道。中国方面的承建方一核算,加入诸如此类的成本后,赔的钱比违约金还要高,只好违约了。当然,不完全是NGO导致了工程违约,但至少NGO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所以,在考虑如何与国外打交道的时候,对NGO这部分的课还需要补。“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可能有更多的NGO,我们要用自己的NGO队伍与其沟通、对话、协调,才能落实好“一带一路”的建设性任务。

第四,不能忽略私人部门的作用。“一带一路”关键要看私人部门有没有交易进去,如果只是政府在搭台,没有人唱戏,这幕大剧是演不下去的。因此,如何调动私人部门的积极性,使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甚至“一带一路”的公共外交活动,是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处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关系的原则其实很简单,只要公共部门不要肆意侵夺私人部门的权利,为私人部门提供足够的市场化保护就行。政府部门给私人部门一个良好的经商运营的环境,私人部门就能很好地成长起来并支持政府的工作。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要给私人部门很多好处。政府在配置资源时要考虑谁更有效率,如果把本来应该市场化的资源攥在手里分配,哪怕是补贴这样的好事,最后也可能适得其反,可能一波“僵尸企业”还没有解决,又来一大波“僵尸创业者”。在参与“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的时候,提供一个公正的环境,一个可预期的、透明的环境,私人部门就能够做得很好,并不一定非要通过政府来进行资源的重新分配。

第五,银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也有很重要的作用。很多信息是通过银行来收集整理的,如果这些信息能够通过公共平台与对外投资的企业系统分享的话,对他们的决策会有很大的帮助。而这种公共产品恰恰需要政府提供,私人部门之间很难做这种沟通,哪怕是私人部门和银行之间。如果政府能够提供一些平台让他们分享各地关于风险、投资机会的信息的话,“一带一路”会走得更远,走得更稳。

(四)“一带一路”的治理方式多元化

现在“一带一路”的范围内,已经存在了很多已有的治理方式或者治理主体。美国已经提出了所谓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主要是为了处理阿富汗的遗留问题。美国希望能够通过新丝绸之路计划,把印度南北走向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增加其经济融合度,帮助阿富汗逐渐走向经济发展的正轨、社会发展的正路。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东西走向的合作方式。这两者之间是可以互补的。新机制与现有机制的互补也非常关键。很多已有的计划中,如果一个新的竞争性的计划挤进去的话,最后的结果就是地区合作越来越碎片化,对立与竞争会非常激烈。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俄罗斯倡导的欧亚一体化和欧洲一体化之间的冲突。所以,“一带一路”不是在已有的安排上再增加新的机制去竞争,而是希望提供一个平台,把现有的规则、机制提炼出来,然后互相对接,形成一套新的规则体系,这可能是“一带一路”在地区机制整理方面的一个方向。但这种地区机制整理的背后还是国家之间的博弈,比如说怎么处理好大国关系,尤其是跟美国的关系。与美国的关系处理好,“一带一路”的发展才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大后方。

中美关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美关系,其实是中国认同美国体系或者叫以小侍大的体系。在金融投资上,中国大量投资于美国,以美元计价的国债,投资收益非常低,但大量配置的资产还是放在美元国债上面,这相当于提供了一个稳定两国关系的人质,有了这样的人质之后,互相之间或者说美国对于中国的信任更高。第二个是语言,最近30多年来,中国在学习英语方面的进展,是其他国家都没有办法比的。这样的一系列战略保证,使得这30多年以来,美国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能够对中国开放,包括美国在全球安全上的投入,中国也能够享受到安全公共产品带来的好处。

现在的问题是,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加,美国提供的公共产品难以像原来那样提供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第二个就是中国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强之后,和美国之间形成了事实上更对称的关系,所以要转换成一种更加对等的新兴大国关系的状态。而在转换过程当中,如果不仔细管控,可能会使两国的信任度降低,从而恶化中国的国际环境。所以,在实现这种对称性的时候,不能以降低相互依赖的水平为代价。这意味着对称性不是以撤除对美国的投资和依赖来实现的。更合理的举动是,中国不降低对美国的投入和依赖,而美国要增加对中国的投入和依赖。比如说,美国更多地向中国的国内建设投资,更多地支持中国的对外投资建设,投资中国的国债市场,培育更多的人学习中国的文化和知识,使双方的关系更密切。所以,以美国增加对中国的投资和依赖的方式来实现对称性,是处理好中美关系、推进“一带一路”的着力点。

“一带一路”的倡议中,中国并不限于要化解过剩产能、进行产能转移,更主要的目的是要通过“一带一路”创造一个平台,使得中国的优势产能和美国的优势技术更深入地融合,开拓第三方市场,减少贫困,实现全球合作等。“一带一路”承担这样的任务,需要以大国的合作机制作为支撑来改善全球治理。

除美国之外,其他国家也有相应的安排。日本早就提出了丝路外交,想搞一个“亚洲自由之弧”,在中国周围搞一圈合作,包括对东亚的外交,投入挺多,比金融危机之前的增长幅度更高了,这是值得关注的。

俄罗斯也有自己的一套安排,亚洲一体化、关税同盟、欧亚的反危机基金等等,而这些机制跟中国现有的“一带一路”,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接尤其重要,因为在中亚,俄罗斯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一带一路”在中俄之间正在变成一种良性的沟通。

欧盟在中亚,特别是中东一带也有跨区合作,其着力点是降低对俄罗斯油气的依赖——如果油气管道不经过俄罗斯可以直接通到欧洲的话,对欧盟非常有利。所以欧洲对跨区合作的关注和机制安排的推进非常大。

印度的“季风计划”是比较直接地针对中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计划提出的,中国以前贸易的物品是丝绸,而“季风计划”是沿着印度洋的季风,推动来自印度的帆船,开展印度洋的海洋贸易,把香料、茶叶等商品传到环印度洋的沿岸。所以,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后,印度又提出一个“季风计划”,它是有自己的考虑的。

怎么在“一带一路”沿岸形成一种不是相互扯皮、拆台,而是共同促进的一种治理理念和方式,是需要进一步去考虑和探讨的。

责任编辑:王莹校对:张凌洁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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