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维江：“一带一路”与治理现代化（6）

还有对投资硬环境的治理，在“一带一路”沿线也非常突出。我们做过一个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物流绩效指数越高，物流的绩效越好。2007年，沿线国家物流绩效指数是2.24，世界平均水平是2.58，比世界平均水平还要低。2014年，沿线国家的物流绩效指数是2.59，世界平均水平是2.77，还弱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这方面的任务任重道远。另一个统计指标是基础设施港口的评分。港口是一个信息高度汇集的地区，抓住了港口就相当于抓住了港口沿线地区的整体信息情况，所以港口基础设施非常重要。而从评分来看，2007年“一带一路”国家评分是3.6，全世界平均水平是4.0。2014年，“一带一路”国家的平均值是3.7，而世界平均水平是4.1，还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差距。所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硬环境的投入方面，比如在港口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从软环境的治理来看也是任重道远。我们选取了几个指标：一个是“透明国际”的腐败感指数，一个是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指数”，还有一个是经济自由度的情况。“一带一路”在腐败感指数的评分是39.52，而世界平均水平是43.97。“营商环境指数”评分63.79，世界平均水平是61.82。经济自由度指数分值是61，世界平均水平是60。“腐败感指数”相对较差。如何让这个地区的政策更透明化，降低腐败水平，是我们在软环境治理方面的一个重要任务和重要挑战。

最后一个方面的治理，发展理念的治理。“一带一路”刚刚提出的时候有很多议论说中国是不是要搞马歇尔计划，实际上这两者的差别非常大。马歇尔计划是什么呢？欧洲经济设施因为战争被毁，所以在物质上要进行重建，有巨大的需求，美国提供的援助和支持是对物质层面损失的修复。经济学对需求的定义是有支付能力的欲望。二战毁掉了欧洲的支付能力，但是各个国家民众的这种欲望还在，对他们来说，只是现在没有支付能力了，所以美国通过大量的美元投资、美元的国际化进行援助，重建了他们的支付能力。

但如果我们到“一带一路”沿线去走访，就可以发现很多情况完全不一样，它可能既没有支付能力，也没有发展欲望，我们在“一带一路”上面临的问题比马歇尔计划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我们到国外援建工程，建电站、建铁路、建公路，当地人非常赞赏我们，但并不羡慕我们，发展的理念和观念不一样。甚至在现有的美国主导的软权利框架之下，中国提供的这些公共产品转化来的不一定是对中国的感激，而是对美国的感激。比如有的地方的人就说了，我们非常赞扬中国人，他们又勤劳又努力，让我们有电用、有水喝，但是我们更感激美国的传教士，我们对上帝的祈祷带来了中国人的帮助。所以说，在美国主导的软权力框架之内，我们提供公共产品并不意味着软权力有同等的增加，这是我们在“一带一路”软权力建构或者发展观念上需要注意的一点。

第二点是在发展模式上跟原有模式的区别，需要进一步的阐述。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下强调的是华盛顿共识，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透明度、足够的市场化程度和金融深化程度，那么，这个国家的投资风险会很高，很难在国际市场融资，即便能够得到融资，利率也会很高。但是中国的发展道路不一样，不是自上而下地看你的规则是不是透明、是不是标准，而是先修路，把道路修通之后，当地的劳动力、资源就能够通过基础设施的连通接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当中去，通过全球化获得正常的市场价格之后，民众的收入能力就会提高，我获得的信息会更多，那么我与当地统治者之间讨价还价的能力就会提高，我就可以要求地方提供更多的权利保护和支持，这样来引起国内透明化程度的提升、市场化程度的推进、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这种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获得优先发展项目的模式和观念，与原来传统的华盛顿共识方式是有所区别的。

这套方式好不好，具体的落实还需要在“一带一路”实践当中检验，但至少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和新的选择给当地人来做选择，这给“一带一路”整体治理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前景和路径。这并不是对以前模式的否定或者竞争，而是一种互补，有的国家可能适合于自上而下的推进，有的国家适合自下而上的发展，要给他们充分的试错方式来尝试，这也是中国对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贡献。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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