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要更多依靠科技和制度改革（2）

从供给侧相关因素看，主要涉及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和制度这五项。各国经验都表明，前三项在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前的过程中，比较容易表现出它的支撑力和对发展的贡献，但其后却要转向衰减。中国就是这样：低廉劳动力比较优势支持我们一路走来成为“世界工厂”；土地和自然资源开发中“无价”变“有价”、“低价”变“高价”，形成物质利益驱动的生机勃勃的超常规发展；引进外资带来技术和管理经验，引出本土原始积累过程并发展到民间资本十分雄厚的今天。

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这几年，新的问题却是民工荒、用工贵、招工难，征地、拆迁、补偿成本急剧抬高且频频引发矛盾冲突；常规投资普遍出现“边际收益递减”。为引领新常态，我们必须更多依靠后两大要素的潜力释放———科技第一生产力和制度改革带来最大红利，这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冲下行因素、打造发展“升级版”的最主要的正能量来源。

问题导向下，亟须在改革中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包括调整人口政策优化劳动力供给，积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深化金融改革使间接、直接融资产品多样化而服务实体经济升级换代，设计实施教育、科技改革，破解“钱学森之问”，依科学研究的规律释放科研创新的潜力，配套地实质性推进改革减轻企业综合成本，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主要依靠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淘汰落后产能等等。

虽然新阶段供给侧发力的攻坚克难任务艰巨，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迎难而上、敢涉险滩、啃硬骨头。做好供给侧结构改革，中国人不仅可以有技术层面的后发优势，不仅可以消解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上的某些后发劣势，还有望形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支持下供给侧伟大实践的先发优势，去如愿对接全面小康和中国梦。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