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角色与定位（2）

2、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变迁

解释和解读中国近40年开放经济体的发展历程，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关系变迁是一个独特的分析视角。这种解释和解读不能仅作“纯文本”分析，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脉络和国际秩序，更不能仅做“特殊性”分析而回避“普适性”。

改革开放前，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是编外国家，对全球经济治理的认识也较为“冷淡”。例如，跨国公司是全球经济体系中最活跃的主体之一，但当时中国对它的基本态度，是认为跨国公司通过采用不公平贸易来掠夺全球资源，因此应该对跨国公司有所限制。事实上，跨国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实力越来越强，被认为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催化剂、同盟军”。

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和国内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以来，中国开始有选择、有条件地接受既有的国际规制和秩序，行为和态度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接受者兼学习者。当时还出现了一种现象：当遇到麻烦问题和挑战时，常会把西方的理解和解决方案直接置于中国情景和问题之上，我们称之为“西方打分”效应。“西方打分”效应看起来是一种技术层面上的行为，是市场行为，其实隐含了西方文化的输出，包括价值观、规则和行为标准等。长此以往，“西方打分”效应会限定和固化中国认知问题的思路，从而可能引申出简单化的结论。产生“西方打分”效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西方影响和中国不自信是两个基本原因。

首先，“西方打分”效应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这里，我们有必要重温美国著名的中国学专家费正清先生对中国的认识。他认为，越是受欧美影响较强的区域，中国特色就越弱，相应地，受欧美影响较弱的区域，就表现出较为浓厚的中国特征，西方元素甚至完全不见踪迹，中国与西方之间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现象。因此，他假设存在两个整体：作为整体的、稳定的中国和传统，以及作为整体的、形成冲击合力的现代西方，并基于这个假设提出了“冲击—回应”学说，认为促使中国发生变化的，是19世纪以来西方的冲击，而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变化都是对西方冲击的回应。这是一个十分宏观的解释体系，但如此概括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必然存在很多漏洞：中国特征和传统是否就稳定到了无法出现自身的裂变？中国变革是否必须来源于西方冲击？回答是否定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进入“平庸”和“新平庸”（2008年以后）状态，而中国经济却保持了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错配”现象，这在客观上放大了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

比如，中国制造与世界制造“接轨”和“并行”取得了显著进展。同为“制造”，二者之间的战略相关性和互补性已具备了升级的条件，以高铁、核电和水电等为代表的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正在成为世界制造的新聚焦点。在高科技领域、农业领域、货币金融等领域，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特探索。伴随着中国制造走出去，中国资本走出去也开始提速。中国政府提出新一轮高水平开放之时，正是中国从投资净输入国转向投资净输出国之际。根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2014年中国共实现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160亿美元，同比增长15.5%，如果加上第三地融资再投资，2014年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应该在1400亿美元左右。这个数据高于中国利用外资的200亿美元，就是说2014年我国的实际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利用外资的规模了，中国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是一种有影响力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