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文化的特性与前途

儒学文化产生于中国，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源泉。它很早就传播到东亚和亚洲其他地区，后来又传播到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流。以儒学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为亚洲文明也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那么，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儒学是会走向衰落还是会走向新的发展呢？这是很多人都在关注和思考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分析。

关于儒学文化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的贡献

儒学文化早在公元前后的三四百年间，就由中国传到了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北部地区，逐渐形成了东亚儒学文化圈。正如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在《东亚世界的形成》一文中所说的：“东亚世界是以中国文明的发生和发展为基础而形成的，随着中国文明的开发，在那里形成以中国文明为核心而自我完成的文化圈。”在后来的千百年间，儒学在世界文明发展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里，可以通过明末清初中国与欧洲思想文化交流的情况看一看儒学文化对世界文明进步所作出的贡献。

中国的明末清初是指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的两百年间。此时的欧洲已经历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进入了向资本主义社会前进的历史时期。承担这次中欧思想文化交流任务的主要力量，是双方特别是欧洲的宗教人士、商人、学者，还有一些官员、使节。他们既向中国人介绍和传播“西学”，又向欧洲人介绍“中学”。所谓“中学”，就是包括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和风物民情等方面的知识与学问。在介绍和传播“中学”中，他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首先，将中国的历史文化典籍译成拉丁文等文本，在欧洲出版发行。例如，他们相继译成拉丁文本的中国历史文化典籍有《书经》《诗经》《易经》《大学》《中庸》《论语》《老子》等。其次，将他们所了解的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情况用拉丁文等写成各种著作，在欧洲出版发行。据有人不完全统计，从1687年至1773年的近百年中，来华的耶稣会士用拉丁文等写了252种与中国有关的著作。第三，相继写了大量介绍中国情况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和现实认识的报告、材料等，呈送给罗马教廷和欧洲有关国家的当政者以及有关学者等。第四，介绍或直接带领中国的一些官员、教徒、学者和学生前往欧洲进行考察与学习。总起来看，在中国明末清初进行的中欧思想文化交流对中国和欧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欧洲来说，随着“中学”西传，出现了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整整一个世纪的“中国热”。这一文化现象，不仅表现在欧洲人对中国物质产品的钦慕和追求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他们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学习和借鉴上。

这里可以谈一谈欧洲的一些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认识与评价。莱布尼茨在研究中国的思想文化并将其与欧洲的思想文化加以比较后认为：“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给我们一大觉醒。”伏尔泰是当时研究、了解和谈论中国最多的一位欧洲启蒙思想家，他论及中国的著作将近80种、信件200余封。他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格言奉为座右铭。重农学派的创始者魁奈也非常重视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他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仰慕对象，而是一个可以仿效的典范”。因此，伏尔泰、魁奈曾被人称为“欧洲的孔子”。对于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在欧洲出现的“中国热”，法国学者莫里斯·罗班曾作过这样的描述：“在启蒙时代的西方，中国简直是无所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