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家庭日”应理性看待（2）

“二孩家庭日”集中反映百姓焦虑

以前想生不让生，当下让生不敢生，支付能力、时间精力，以及不得不顾及“老大”感受等等因素无不让人纠结犹豫，“生与不生”成为当下很多家庭不得不面对又一时难于得出清晰结论的难题。很显然，与新的人口政策相配套的女性权益保障、儿科医疗资源供给、公共教育资源分布，不但在现实发展上，甚至在理念转上都还没有相应跟进。

面对这样的局面，广东率先举办“二孩家庭日”，不但为很多家庭找到了诉求表达、情绪宣泄的出口，更有利于将问题集中，引发社会各方面的关注热议并最终达成共识，通过一定的渠道寻求解决改进。设立“二孩家庭日”，无疑为政府管理部门倾听民声、集中民意打开了“窗口”，它让杂乱的声音渐次变得井然有序、主次分明。

毫无疑问，对多数普通家庭(尤其是占比很大的工薪阶层)而言，大胆行使二孩生育权，至关重要的前提是经济条件要允许，而经济收入要过得去，则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努力，那么，女性完成两次生育后仍可顺利返回工作岗位则成为必须。着眼现实，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尚可通过政策做出硬性要求，那么大量民营组织呢？趋利避害、利益最大化惯性思维支撑下，这些企业中的女员工权益、利益如何保障？对这些企业主，除过“规定”，恐怕还得付出必要的物质“激励”。

再譬如教育成本问题。当下我国普遍实施小学、初中九年义务教育，然而，由于硬件建设及师资力量有限，很多家庭(如外出务工家庭)不得不被动承受高昂的择校费、赞助费等等。此外，学前教育、高中及以后教育的费用成本都在持续走高。那么，对于养育过一孩的家长来说，要让他们再“重蹈覆辙”，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并实现基本的公平不可或缺，而就眼下形势看，需要一个周期相对较长的过程。

面对上述等等一系列问题，政府部门应该担当，而且必须担当。而广东地方通过设立主题非常明确的“二孩家庭日”，无疑体现了百姓的普遍焦虑和诉求。既然管理部门不能再回避矛盾和问题，那么，在搜集、整理的基础上，下步就得着手解决。空间在表达初步关切之后，公共管理部门会拿出何种合理、有效的优化、改进方案，我们拭目以待。

“二孩日”，莫将二孩妖魔化

该调查显示，“二孩”带来的最大压力不是经济，而是两个孩子之间的公平问题。超过一半的“二孩”家庭表示，养育两个孩子的过程不仅要面临“一孩”家庭面临的绝大部分问题，而且会产生新的问题，例如小到两个孩子睡前抢母亲，大到出现“争姓”、“争养”等情况。有家庭苦叹：“育儿难、育两孩更难”。故而倡议设立“二孩日”。

自全面放开二胎以来，从大孩逼母亲流产，到大孩宣称要多分财产，一时间，大孩二孩势不两立的新闻屡见报端，二孩俨然成为新怪兽，破坏了家庭幸福。然而，无论是子女双全的娱乐明星，还是我们身边所见到的二孩家庭，大多是和睦相处，相得益彰。固然，孩子会产生吃醋、嫉妒、自控力差等负面情绪，却并不单独存在于兄弟姐妹之间，同学、小伙伴们往往也会如此，“两个孩子睡前抢母亲”，关键在于家长正确引导，正如网络上千篇一律的“大孩不容二孩”故事的确有，但并非占大多数，往往是一些新媒体为了追求奇特性和点击率而片面放大。

至于出现“争姓”、“争养”问题，就更不靠谱。以往独生子女，父母为了传宗接代会出现姓氏争议，现在可以生两个孩子了，纾解矛盾的几率扩大了一倍，怎么也成了二孩之弊？还有养育的负担和压力，很多夫妻在生育孩子前都会全盘考量，量力而行，不会贸然生育，相反，那些不负责任的父母即便是一个孩子或一串孩子，依然视孩子为累赘。由此可见，“育儿难、育两孩更难”是将新时代的生育难题，例如女性就业难、养育成本高过度集中于二孩身上，人为夸大二孩的冲突，有失偏颇。

心理学有个暗示效应，即是用含蓄的、间接的方式对别人的心理和行为施加影响，从而使被暗示者不自觉地按照暗示者的意愿行动……此称之为“暗示效应”。少年儿童比成人更易于接受暗示。生育难题自古便有，现代社会更是各式各样，在二孩问题上，将个别孩子、个别家庭的不正常反应甚至极端反应过度放大，或专门设立“二孩日”，会对其他家庭和孩子产生不良暗示，久而久之形成重要的心理取向及舆论氛围，会影响二孩也会影响到大孩的健康成长。

必须看到，生育二孩，既有养育成本、女性工作等压力，也为社会发展增加新动力，既要重点关注，也要积极对待。保障女性就业权，增加对托幼、儿科等领域的公共投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正视家庭教育、人格教育的误区，预防和纠正少年儿童的心理、行为偏差，创造适宜每一个孩子成长的社会条件，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方向，也是确保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安全屏障。大孩也好，二孩也罢，都应该得到家庭关爱，社会呵护，而不应该区别对待。单独将“二孩”拎出来，有失公平，会扩大矛盾，引发冲突，影响和谐。故而，那种以偏概全的“二孩日”不设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