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正确指向（2）

正确的应对方略

大多数经济学者都认为，在分析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的时候，应当从供给侧的三个因素（劳动、资本和效率）寻找原因和对策。

供给侧因素分析对于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和目前的增速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除人口红利和大规模投资以外，全要素生产率比起过去有较大提升。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从过去在农村的低效利用转移到城市较高效率的利用（即所谓“库兹涅茨过程”）；另一个原因是在我国和外国技术水平差距非常大的情况下，简单地采用购买外国设备、引进外国技术的方法就能很快提升技术水平。

到了21世纪初期，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变得越来越小。同时，中国在技术上已经从一个完全的跟随者变成了同跑者甚至某些领域的领跑者。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创新就很难再提升技术水平。从供给侧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对挑战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提高效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前两年讨论中国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是指旧的增长动力正在减退，如果不能找到新的增长动力，那么就会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问题在于，提高效率和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已经提出二三十年。但是成效一直不大。在2005年总结“十五”经验时曾经仔细讨论过，根本原因是存在政府仍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这种“体制性障碍”。所以，关键在于要通过改革消除这种体制障碍，建立起一套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效率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把以上的分析概括起来可以看到，正确的方针，应当是在稳住大局、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全力以赴，推进改革，以便提高供给质量，实现发展方式转型。五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把它归结为一句话，叫作“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不要把“结构性改革”与用行政方法“调结构”混为一谈

提出“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意义在于运用不同于以往着眼于需求侧因素（“三驾马车”）分析方法，提出了有别于依靠需求拉动的应对方略。至于结构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的含意，则是指在市场经济的总框架下对某些社会经济架构和政府规制架构进行的改革，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职能的改革，不应当把它跟政府用行政手段“调结构”混为一谈。

现在存在一种倾向，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由政府“有保有压”、“有扶有控”地“调结构”，例如，主要用行政命令压缩过剩产能，主要用政府投资和政府补贴去“扶持”新技术产业相混同。我认为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

今年的优化结构要做的“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虽然也要借助某些行政手段，但主要还是要靠发挥市场作用做两件事：（1）使经济资源从供过于求、低效运营的部门和企业流向供不应求、高效运营的部门和企业，实现资源的优化再配置；（2)建立兼容的激励机制，提振创新创业的积极性。